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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谈及我本人的生平情况，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本是湖南湘江边上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投身革命后，在党的培养和主席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一名普通的红军指挥员。因此，我建议斯诺有时间到我们近卫师去采访一下。但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斯诺果然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一个多星期。他在程政委和唐副师长的陪同下，观看了近卫师的军事训练和演习，考察了部队的生活、文化学习、生产基地、医院、兵器研究所、兵工厂等单位，与许多官兵自由交谈。顺便还参观了苏区正在兴建的榆林机械厂、水泥厂、神府煤矿、包头钢铁厂等中小型企业。近卫师为欢迎斯诺的到来，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晚会。斯诺观看之后，对近卫师文工团的精湛演出赞叹不已。斯诺对在近卫师的所见所闻，称之为奇迹。后在他西行漫记一文中这样叙述：
“在众多的红军部队中，中央近卫师可说是别具一格。它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优秀军队，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主要靠缴获对手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编制科学、注重文化素质的提高、战术灵活机动，具有压倒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其师长陈树相是红军中一位传奇式人物，虽没进过学堂门，但酷爱学习，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智勇双全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年轻俊朗，谈吐儒雅，知识渊博，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临敌对阵，沉着冷静，反应灵活，判断准确，指挥果断，凡与其对阵之国军将领，无不败其手下”
近四个月的采访使斯诺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中国g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对红军中的普通战士以及苏区的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都有了真挚的热烈情感。辗转回到北平后，斯诺将此次采访所写的一篇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叫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在书中，斯诺向世界对中国g产党和红军，以及苏区人民作了真实报道，这对让世界了解中国g产党及红军，对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澄清事实的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自斯诺访问陕北，把陕甘宁苏区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往陕甘宁苏区参观访问，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敝开了。继斯诺之后马德海来到了延安，随后来到延安的有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各国新闻界人士，m主席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与其进行深入的交谈。通过这些交往，扩大了中国g产党及红军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国的进步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纷纷来到延安，有的直接进入前线，帮助根据地军民抗日；有的则捐钱损物并通过各种途径，支援根据地的军民抗日；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亲爱的读者：
第五十四章 绥远抗战（一）（）
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邻冀、察，西连宁夏，南接晋、陕，北靠外蒙古。绥远省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党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通道。正因为如此，东征之后，我向中央和主席提出建议，北上绥远，打通国际线路。获中央同意后，我率中央近卫师经一月激战，控制了内蒙、绥远部分地区，打开了与外蒙、苏联的联系通道，使得苏联援助陕甘宁苏区及红军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故而，日本对我军捷足先登攻占绥远一部十分恼火，因我军的突然行动打乱了日本的战略计划。日本的原定战略计划是：攻占绥远、内蒙，切断中国与外蒙、苏联的联系通道，便可实施其反苏包围圈战略，亦可按原定计划出兵新疆，再在南进过程中控制住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地区，使偌大个中国不啻成为一个孤岛，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为实现该战略目的，日本在1933年夺取了热河全省之后，便开始策动对绥远的进犯。
于是，在1933年秋，日本间谍暗中策动当时的锡盟副盟长德王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从而使德王等蒙古上层人物走上卖国投靠日本的道路。1935年底，德王在日本的大力资助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王、李守倌分别任蒙军正副司令，由村谷彦治郎以下200名日军军官充任蒙军各级顾问，加紧扩军备战，其部队扩充为九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同年12月，蒙军在日本指使下先后侵占了绥远东部和察北的沽源、商都、康保、宝昌、万全、张北等六县，为进一步攻占绥远全省建立了前哨阵地。
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下，当时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怀着满腔保家卫国的激情与热血，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举棋不定的对日游移态度，积极修建国防工事，加紧进行军队动员，以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由于我的到来，使历史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军抢占先机，出其不意的攻占了蒙古及绥远中部地区，打通了国际线，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布署，使日本措手不及。为弥补先前的失误，1936年7月下旬，日军顾问匆忙指使蒙古伪边防自治区头目于志谦、马子玉，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先后率领几千人马，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修筑据点。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多次提出抗议，要求伪蒙军队退出绥远，但无结果。于是，傅作义决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1日，傅作义亲临前线，指挥三十五军董其武、许书庭等部进行反击，毙敌百余，俘虏马子玉等60余人。次日，又调遗彭毓斌师投入战斗，击溃伪蒙军王道一部，将其歼灭大半。王道一狼狈逃回商都后，被恼羞成怒的日军顾问枪决，暴尸街头，以敬优效。
日军见军事进攻不力，便改用软硬兼施政策。日本派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潜行抵绥，胁迫傅作义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以由傅作义出面领导“华北独立”作诱饵，但均遭傅作义将军严词拒绝。日本一时无计可施，只得暂时偃旗息鼓，密谋下一步侵略活动。
此时，我师已完成打通国际线的任务，控制了河套平原和呼和浩特及周边广大地区。根据我对后世历史的了解，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这一地区几乎全被日寇占领，只有大青山一带活动着一支八路军的骑兵部队。可能由于当时我军力量的不足，无法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通道，也无力控制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如今，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那么，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抑制日本向西进攻，从西、北两面包围我国的战略目的；二是粉碎了日本对苏联实施战略包围的企图；三是打通中苏国际联系通道，使陕甘宁蒙苏区和红军得到苏联大量的援助；四是保护了红军重要的物资生产供应基地一一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河套平原。除此之外，我还考虑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此地必将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之一。我师可据此地进行战略展开，以大青山、阴山山脉及河套平原作为巩固的后方，并以此为依托，向南钳制晋西北，威胁太原；向东控制归绥或集宁，以迎击日军的进攻，挫败日军西进战略。日后待战略反攻时，东进则可攻占张家口，直逼平津，北上可迅速挺进东北。这确为一着妙棋。我想，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中央和主席提出自己的建议。目前，则尽快巩固这一地区。因此，师党委决定：由第一旅、第四旅及骑兵旅主力驻防此地，并迅速抽调人员组成地方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区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健全各级党团组织及各级人民政府，开展清霸剿匪，稳定地方秩序；同时，大力发展生产，积极稳妥地实施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要求今年年底前完成此项工作，把这里建设成为我师今后抗日作战的一块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由于我要赴延安参加创建抗大的筹备工作，只好将所有工作交给政委和其他师领导。临走，我提醒政委注意肃清和捣毁日伪潜伏在我根据地的间谍网及秘密据点，加强对日伪动向的监控和情报的搜集。
七月底，伪蒙军队对绥东地区的进犯，引起了政委和其他师领导的高度重视，加快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进程，并在军事上加强对日军和伪蒙军队的戒备。后来，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平定了“两广事变”后的蒋介石又向陕甘宁蒙苏区发动了军事“围剿”。我奉中革军委之命，十月下旬返回近卫师，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大战刚刚平息下来不久，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的伪蒙军，乘红军近卫师和晋绥军队处于疲惫状态，于12月4日，在日军总顾问村谷彦治郎少将的策划指挥下，出动两万余人，分两路向绥远发动进攻，一路主力由村谷彦治郎亲自指挥，向乌兰察布（今集宁）地区进犯；另一路约5000余人，由日军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指挥，再次向我师驻防的红格尔图地区（反围剿后该地区已被我师攻占）进攻。政委得到情报后，一边布署进行反击，一边将情况通报于我。我给政委回电的意见是：放开手打，全歼该敌。政委与我统一意见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会上作出战斗布署：命令驻防红格尔图地区的一旅101团二营、三营对进犯之敌采取节节抗击，将进犯之敌诱至官灵庙一带进行坚决阻击，然后配合主力全歼该敌；同时命令一旅各部、骑兵独立团、师特侦营组成反击部队，由唐副师长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坐镇集宁的傅作义将军得知日伪军来犯的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傅作义命令董其武旅和孙兰峰的二一一旅担任正面阻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