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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召开了中北区党委扩大会议，专门就晋北、冀察蒙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发展，作了统一安排部署，要求晋北、冀察蒙军区迅速恢复并健全被敌人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及各级基层政府，动员并组织广大民众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积极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要求绥蒙边区给晋北、冀察蒙两根据地以财力、物力上的支持，争取在一年内彻底扭转晋北、冀察蒙两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局面，使整个中北区走上快速发展的健康道路，为今后到来的大反攻做好经济及物资上的准备。
会议开会完，整个中北区的广大军民在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的号召下，都迅速行动起来，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掀起了一个蓬勃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实现中北区党委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忘我的劳动着、工作着。
八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主席发来的密电，要我立即赴延安一行。我匆匆将中北区工作托付给政委，便迅速赶赴延安。
路上，我猜想到可能是s大林同志的求援电报来了。到达延安见了主席之后，果然是被我猜中了。主席约我密谈，将情况详细地向我做了介绍。主席说：这是s大林同志的第二次来电，言辞非常恳切，要求我党给予帮助，派出若干个师、旅活动于长城以北地区，牵制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以便苏联秘密抽调在西北利亚方面的部分精锐部队，投入到西面苏德战场的大决战。同时，还提出给我军装备两个师的新式武器和提供一些其它的援助。我听完之后，感觉到与我们原来的预料和判断非常吻合，心中当然十分舒爽。
主席还笑着对我说：“树相那！这次s大林同志在电报中，还特地点名要你挂帅出征呢！”
“我一一”我一听楞了半晌，不由惊奇地问道。
“对呀！就是你。看来s大林同志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非常关心的，这次你在中北区的大手笔，s大林同志非常赞赏。去年年底，在苏联养病的li彪同志要求回国，s大林给我发了电报，提出让li彪同志暂缓回国，我和中央同意了s大林同志的要求。因为，我们对苏德战场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一些想法，都是通过li彪转达给s大林同志，s大林同志对此深表感谢！”主席说到这里，我俩都笑了起来。其实这些信息都源于后世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他s大林自己本人的，我们只不过将时间提前了一些，更周密一点罢了。
主席接着说道：“s大林同志还不太放心，特地派了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以及俄军总参谋部才气横溢的三巨头之一的沃罗诺夫将军来延安洽谈。中央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好哇！有送上门的买卖我们为什么不做？至于派部队去长城以北地区，这也是我们原来预定的战略发展方向，我可以带几万部队过去，建立冀热蒙抗日根据地，与lie荣臻司令员的冀东抗日根据地遥相呼应，相互配合，对日本关东军形成牵制之势，也为我军日后挺进东北，建立桥头堡。”我很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嗯！你的设想很好。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听说你俄语很不错，明天你就陪同我与苏方代表会谈吧。”主席思考了一会，作出了决断。
“行！我们明天在会谈中可再多捞一点好处。”我爽朗的说道。主席对我的回答无可奈何的笑了笑。
翌日上午，主席在他简扑的窑洞里会见了米高扬及沃罗诺夫将军，我作为陪同人员参与了会谈。同时，也充当了双方的俄文翻译。毕竟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谈，连米、沃二人来延安都是严格保密的，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双方交谈在极为亲切融洽的状态中开始了，米、沃二人首先说明是受s大林同志的委托，将来中国的意图作了祥细的说明。主席听了当即点头予以同意。接着由我将中国抗日战场的严峻形势，以及我党我军面临的极为艰难的处境，向苏方代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我还就苏德战场上的形势作了精辟地分析，并预测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必将取胜，并且此次战役将成为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军其后将会在苏德战场上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主席也对这一点做了强调和说明。听得米高扬和沃罗诺夫将军心中暗惊不已，也赞叹不已。他俩人为主席与我的惊人洞察力及超前的战略眼光而深深折服。这在当时的苏军统帅部也只有有限的几人知道而已。后来，s大林同志听到二人的汇报，极为震惊，不由为中国人的战略智慧而深为钦佩且又多了点忌惮。这为我们日后与苏方的会谈及争取苏联的援助，起了不少的作用。
随后，在谈到对我党援助一事，我抛开了一切顾虑，大胆地与苏方代表提出了我方的要求，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苏方代表答应除了给予我党的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装备之外，还为我军提供了一个装甲旅、一个炮兵旅、五十架歼击机，一个大队的重型轰炸机等武器装备，以及300套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大量配套的设备零件、弹药等。我对获得如此结果，非常满意。主席听后，笑着批评我说：“你呀！就跟商人一样，斤斤计较。做人要大气一点。”
中央与中革军委根据我们会谈的结果，开会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由离边境地区最近的中北军区派部队去接收那两个师的武器装备；至于技术兵器，由军委炮兵学校。装甲兵学校派出3000名学员，以及我中北军区派出的炮兵与装甲兵共同接牧，组建新的部队，并暂时拨归中北军区使用（战机则由中革军委的直属空军负责）。我得此消息，兴奋得几夜没睡好觉。但我知道中央给予的越多，我们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就越重。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对日大反攻的重任，交给我们中北区和独立师率先执行。
八月下旬，我回到军区，立即召开了中北区党委会议，传达了主席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抽调第四旅、新三旅及新兵训练局训练的一万名新兵，赶赴内、外蒙边境地区，接收苏联运来的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装备。又抽调部分炮兵、装甲兵，以及军委派来的学员去接收苏联援助的大炮及数百辆坦克，装甲车等。由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苏联援助的武器弹药及军用设备到达我军手中之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方才得到有关方面的情报，想要从中进行破坏，但已经晚了。
装备到手之后，我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立即组建新部队。军区决定：分别以第四旅、新三旅及一万新兵组建步兵第一师和第二师。每师约人，辖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及直属部队。师直属部队：包括警卫营、特侦营、通讯连、工兵营、后勤大队、野战医院等。同时，我们将苏联提供的一个装甲旅的武器装备与军区原有的装甲支队合并组建成一个装甲师，拥有180辆坦克和350辆装甲车，全师约人。另外，我们还由苏联提供的火炮，组建了一个炮兵旅。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90门，全部由汽车拖拉。其中：包括口径107mm的加农炮一个营，口径122mm的重型迫击炮一个营；口径122mm加榴炮一个营，口经152mm的重型*炮两个营。
第七十九章 策应苏联（二）（）
忙完这些，我将注意力集中到当前的战局上来。日军经过我中北军区各部的反击作战，嚣张气焰都有所收敛。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限于兵力的不足，一时无法对我晋北和冀察蒙抗日根据地展开新的“扫荡”与“蚕食”。我军参与反击作战的各部队，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战斗力已全部恢复，正蓄势待发。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开始着手做策应苏联方面的准备工作。这次，主席与中革军委授权我全面负责这次策应行动，并将冀东、平北地区的luo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等部调归我统一指挥。我坐在地图前不断地沉思，头脑中反复推敲构思着这次行动的计划。经过几天来的竭精处虑，终于谋得一个较为周全的办法，那就是将部队部署在冀热辽长城内外一线，并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这样，既没有暴露自己的目标，又没有打草惊蛇。同时，还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红军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日后还可以配合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东北，为收复失地做好准备。其具体行动计划是：由中北军区组建一支部队挺进到长城以北的围场、隆化一带，创建冀热蒙根据地，同时以冀东、平北地区的luo瑞卿、杨成武及吕正操部将主力火速移往长城内外一线的冀东地区；这样一来，我们两支部队就可以东、西遥相呼应，配合行动，可达成牵制日关东军之目的。谋划妥当之后，我和政委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会。在会上，我讲了这次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及行动计划，大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后，同意了我的行动计划，决定抽调第一旅、第三旅、骑兵支队（由骑一旅、骑二旅各抽一个团组成）等部组成挺进纵队，并由我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原第一旅旅长向远征同志任参谋长。会上还决定了由程翠林政委代替我主持中北区工作，调唐君棋副司令员兼任晋北军区司令员，原普北军区司令员洪海兵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任校长。
九月十日，我率领挺进纵队司令部与直属部队（直属部队包括警卫营、特侦营、通讯连、工兵连、重炮营、防空营、后勤大队、野战医院等），以及地方工作团千余人员，奔赴察北地区与纵队主力会合。九月底，我们与纵队主力在头道窝铺镇会合。我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我着重阐明了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并作了政治动员报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