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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就到了。
密议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日，由广西布政使黄宗羲牵头，各地官员士子联名，第一份劝进书上表给太子，拉开了拥立新君的大幕。。。
在武昌，张振岳陆续收到了关于江南地区反抗“剃头令”的信息，哦，根据秦浩的回禀了，为了更好的在南京潜伏，秦浩如今也被剃头了，标准的金钱鼠尾。
这其实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张振岳已经感受到了建奴的险恶用心。一句话，一旦剃头，那么这些人就等于站到大明的对立面了，要想活命，就只能是支持建奴了。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传销，明明知道是谎言，可是为了让自己的损失得到弥补，甚至大赚一笔，受害者往往会选择帮助骗子去欺骗更多的人。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弥补，更多是心里上的弥补，一个事情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上当，那么可能会难过到死，可如果上当的人多了，那么自己也就能坦然面对了。这种心理严格来说是一种病态，但却是社会发展中的常态。。。
张振岳没打算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发动军事进攻，那样做风险太大，虽然自己麾下的士兵已经适应这样的气候了。夏季战争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尸体快速腐烂从而引起的瘟疫，这个张振岳还真的是束手无策。
所以张振岳在给秦浩的命令中就包括组织江南地区士绅抗粮抗捐，组织民间义勇等等。至于出征的时间定在十月，他到不担心洪承畴收了粮食坚守城池，就凭手下的那些大炮，就算是南京他也敢轰一轰。
真正的问题还是这个剃头令的问题，张振岳已经写了奏折让人送往昆明，等到新帝登基就下一道诏书，剃头者若不在汉八旗者，一律不究。降敌之大明武官，降敌前游击以下官兵，一律不究。降敌之大明文官，自本诏书所下三月内反正者，一律不究。
至于太子朱慈烺登基为帝，其实张振岳并不是很赞成，到不是他想谋朝篡位，而是这位太子爷的身体状况自己再清楚不过了。按照太医院最早的预估，应该是不会晚于今年，但是现在看来调养的还不错，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皇帝能不能裁断军政是小事，关键是一旦驾崩，这个皇陵的修筑就得耗费不少银子。
张振岳自筹划北伐以来，这银子就花得跟流水似的，光是湖广驿路的改建就是一大笔银子，这还不算军队作战的物资储备和消耗。最要命的是一旦北伐失败，或者说没能收复江南地区，那么明年的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就会立刻减少七成，到时候自己拿什么去维持麾下的这几十万虎狼之师？
所以年内必须收复江南，而且还不能把江南打残了，收复之后还要快速恢复生产。
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钱的问题或许还真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没钱而已。
所以张振岳的如意算盘是让那个在历史上活到八十多岁、儿孙满堂的五皇子朱慈焕当皇帝。而且他还有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就是这个大明以后要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皇权就被限制，皇室将成为一种象征。
但是这个想法显然是太激进了，估计就是那帮子拥护内阁制的家伙也不会答应的，人家现在倒腾内阁制的目的就是针对自己这个独裁者了。
没办法在把西北托付给孙传庭，把东南托付给萧严之后，八月五日，张振岳不得不亲自回到昆明坐镇。。。
张振岳抵达昆明已经是八月二十九日了，这个时候，第三次劝进表已经准备上了，就等着威国公本人来署名了。不仅仅是威国公，包括在昆明的四位辅政大臣和全体上书房大臣都已经在上面署名。
而黄道周和阮大铖主持的“甲申之变讨论会”也如期举办了十多天了，如今已经是渐渐取代拥立新皇，成为昆明城中最盛大的一场政治活动。
活动的地点被放在完全西式风格的大明皇家政治学院，参与讨论的人员包括各级官员，南下士子以及学院的一千三百名教习和学员，总计人数达到了三千多人，声势十分浩大。
最为奇特的是，在这次会议中起主导作用的东林复社诸人，围绕甲申之变这个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比如说黄宗羲和顾炎武就有了不同的观点，然后双方以辩论的方式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每天晚上，不同观点者还会组织小会，宣扬自己的观点，很是热闹。。。
第054章拥立新君（六）（）
第054章拥立新君（六）
随着十几天的评议，“甲申之变讨论会”在张振岳第一次出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三种很有特点的态度，而巧合的是，这三种态度的代表人物都是忠君社的成员，分别是三十四岁的黄宗羲、三十一岁的顾炎武和二十六岁的王夫之。
张振岳一看这三个名字就惊叹不已啊，不愧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啊，老子搞个讨论会就把你们三个炸出来了。
严格来说，张振岳在士林中的威望是不高的，毕竟他当年在东南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候就把这些士子给得罪了。如果不是因为建奴入寇，国难当头，东林诸公和复社诸子并不介意把张振岳说成是魏忠贤一样的祸害。毕竟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是他们行事的一贯原则。所以私底下，张振岳这个威风八面的威国公在他们的眼中并非什么正人，更多的印象是个不学无术的莽夫罢了。
但是今天，张振岳这个莽夫却正儿八经的坐在政务学院的大讲堂里，认认真真的听着讨论，这份认真好学的态度当场就赢得了不少士子的好感。。。
但是有时候光是认真听是不够的，还得听得懂。
比如黄宗羲的这段话“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张振岳硬是没搞明白，连忙挥手，让阮大铖坐过来询问。
“阮先生，这个黄宗羲刚刚说的这段话是个什么章程啊？本国公读书少，没明白，你给解释一下”张振岳到是不忌讳。
阮大铖哪敢怠慢，连忙解释道：“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张振岳听完拍着大腿叫了一声好对阮大铖道：“过去是小瞧这个黄宗羲了。”
其实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哲学思想，这三位都是反程朱理学的。这点张振岳是很欣赏的，因为程朱理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要想改革大明的弊端，非破除程朱理学不可，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不然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拿着程朱理学这个所谓的真理来压你，你该怎么办？
而在政治上，三人都认为大明走到今天，君主专制为大害，只不过分歧也在这里。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虽然是忠君社的发起人，却公开在这里质疑君主的合法性并主张限制，很有点现代启蒙的味道。相比之下，顾炎武和王夫之对君权还只是停留在批判阶段。
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