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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统计，具体数据无法得出，但是大概测算，阎锡山大概印刷了比战前多三十倍的纸币量。徐新六据此作出计划，用30比1的比例，用塞北币兑换晋钞。晋钞跟塞北币的面额相同，基本单位都是元，晋钞是以银元为保证发行，而理论上塞北币也是跟白银挂钩的，因为政府承认相同面额的纸币具有等量白银的价值，当然实际上塞北币更加复杂，因为他又跟黄金挂钩。
按照徐新六的预算，要使得山西省货币的购买力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就要提供三十亿塞北币用来兑换，其后可能还需要一百亿塞北币作为应急。赵书礼全权交给他负责，完全同意他的方案。而这些钱塞北整府也拿不出来，只能也通过印刷来解决。根据徐新六的设想，塞北整府印刷纸币兑换旧的晋钞的做法，可以让塞北币取代晋钞成为山西新的流通货币，驱逐了晋钞后，塞北和山西的经济将在更深层次上连为一体。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山西人对塞北币的接受程度，这里就要依靠晋商了，谁也不好使。
因为老百姓不愿意接受塞北币的唯一因素就是担心这纸钱不能用来买东西，而晋商尤其是大晋商在塞北都有生意和产业，他们早都接受了塞北币，甚至大多数票号就经营塞北币和晋钞的兑换业务。而更多的晋商从事的是商业行为，简单说买卖油盐酱醋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的大多数都是晋商，塞北的情况是这样，山西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只要晋商接受塞北币，那么百姓就接受。就算是那些一直窝在山西没有出去的土包子商人不愿意要塞北纸币，那么那些大商人巴不得呢，塞北就近在咫尺，工商业又相对发达。他们大可以大肆贩卖塞北商品进入山西，那时候这些土老帽商人得到的唯一结果恐怕就是生意的损失，和市场的丧失了。
因此在大量塞北币源源不断的供给下，原本就经营塞北币和晋钞兑换业务的票号生意瞬间火了起来，很多在战争中几乎破产的票号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老百姓手里的纸钞也再次有了价值，从大同到太原各个城市中的经济算是稳定了下来。
可是就跟事前预料的一样，塞北的商品果然大量的涌入了山西，毛纺织品、皮衣皮靴皮鞋、棉花棉布成衣、牛羊牲畜肉食罐头，甚至大量的粮食都在往山西一火车一火车的运输，形成了一股宏大的商品流，与商品流对应的是，刚刚进入山西的塞北纸币又纷纷回笼，出现在了塞北的市场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商人们赚了大钱，但是大量新出现在塞北市场上的通货，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塞北的物价开始升高，原材料价格提升，如果此时不顺应提高工资的话，就会造成社会问题。
这些事情是事前大家都没有预料到，或者不去设想的，于是只能采取紧急措施。在山西到塞北的道路上设卡，收取厘金，防止大量的塞北商品输入山西。
当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山西市场上的纸币之所以会往塞北流，只是因为战争对山西经济的破坏，让山西的企业无法为市场提供足够的商品。因此在限制塞北商品流入山西，让山西纸币回流的同时，又给山西的企业提供贷款等方式，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尤其是山西最有竞争力的工矿业，要么是得到大量的贷款，要么是让塞北的矿业巨头兼并重组。另外也鼓励塞北企业到山西来投资，这里有丰富的劳动力和矿产资源，同时也能提供较多的受教育的工人，是个不错的投资地。
一连串组合拳之下，三个月后山西经济终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毕竟这里不是战场，虽然由于金融原因各行业都受到了打击，但是企业设备都在，工人也都在，只要提供了资金，打开了市场，经济巨轮很快就又转动了起来。第四个月，塞北整府取消了路卡，开始允许两地自由贸易。
山西省终于稳定了下来，一千多万人口，以及相当数量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受教育的人口都落入了塞北势力的口袋。加上同样是在这次战争中并入塞北政权的西北地区，塞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下辖地区包括塞北省（后世内蒙古主要地区加上宁夏）、甘肃省、新疆省、外蒙省、以及最后纳入塞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管辖的山西，塞北控制了五省地盘。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原本塞北人口就已经接近了三千万，这段时间河南西北大旱已经有数百万人逃往了塞北，加上河北地区的移民，还有新疆的纳入，已经达到了三千万。而现在新纳入管辖的山西有一千一百万左右的人口，甘肃则有五百多万，宁夏也有五十万左右，塞北人口在创新高，达到了四千六百多万，实力大幅度提升。
但在实力扩张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些新纳入的地盘，除了山西外，都是非常贫苦的，尤其是西北地区，人口结构复杂，各民族杂居，自然环境恶劣，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中央输血的地区。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境内统一的中央政权就一直没有出现过，因此现在为西北地区输血的这个包袱就落到了塞北这个地方政权身上了。
一百三十八节 西北建设
相比山西，同样是这次战争中纳入塞北管辖的甘肃宁夏两地，经济恢复的更早，毕竟这里原本的经济规模就小，又没有受到战争波及，仅仅是塞北军进入跟当地军队进行的低烈度战斗，造不成多大的破坏。赵书礼又给了这里相当优惠的政策，比如第一时间就免去了农业税好各种苛捐杂税，致力于改善百姓生活，相当得当地人心的同时也让商户的负担大大降低了。加上该地纳入塞北地盘后，塞北的商品输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羊毛牛皮等产品则大量涌入塞北，两地的经济结构补充性很强，因此几个月后，当地经济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略有增长。
但是要让西北地区快速发展，这样的互补和合作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西北地区经济的主要原因，不是这里过去没有跟其他地区进行交流，而是这里的基础实在是太落后了。
大战刚一结束，甘肃省长薛子良就带着甘肃宁夏等地的耆老到了塞北求见赵书礼，薛子良是冯玉祥当年任命的甘肃省长，塞北军入甘他就投降了。此次带领这些耆老来，第一有表忠心的意思，第二也表明他为地方建设殚精竭虑的志向。总之是真心为民也好，表明态度也好，赵书礼只要稳定，因此热情接待了他们。会谈中，他们希望塞北能支持支持西部的建设，这也和赵书礼之意，于是便认真的听取他们对西北的经济条件和形势的看法。
宁青甘三省经济几乎自成一体，虽然与外界也多有交往，但是主要还是以高兰县（兰州）为中心，相互间的贸易居多。但是这三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交通十分不便，贸易仍旧跟数百年前相似，大多依靠牦牛、骆驼、驼车、皮筏来运输。落后的交通基础，造成了许多不好的结果。
结果之一就是，相对于西北地区丰富的农牧业资源来说，参与市场流通的商品，在同类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相当有限。比如西北地区丰富的羊毛资源，就因为受制于交通困难，其羊毛的输出额与其产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生产羊毛的青海省，其出产羊毛额数，除本地人民织褐、栽绒、作毡用等极少数之外，只有非常少量输出到天津、张家口一带用于出口。历年所运出售者，约占全省产额16％，本省制造需用者，约占8％，其余76％，皆为屯积无用之物。究其原因，青海及西北其它省份羊毛的集运与外销，仍然主要依靠骆驼马匹驮运，故外销数量不多。
其二，交通不便还造成这里的市场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主要功能还局限在中转货物，而在生产领域里的资源配置作用体现微弱。最终造成西北各省的工业规模小，水平低，从而让该地市场成为一个，输入工业制成品、输出农畜类原料，的畸形贸易结构。
其三，交通落后造成市场化不够，市场化不够又对居民生活产生大量影响。整个宁青甘地区，除大城市外，各县乡镇很少出现外来货品，市上所售物品，大都为本省境内所产。食品除谷、麦、青稞、莜麦等粮食外，仅有蓬灰（代碱用）、盐、调和等类为外来商品。服用衣料，因甘肃产棉甚少，不能自给，遂仰外来之天津布及湖北大布，若干地方多用本省所产之麻布、土布及毡衣。此外，市上所见之商品，则金属农具，如犁铧、竹筐之属）。再加上这些地区土广民稀，人皆务农，而不知务商，即本境所产麦、豆、草药销行外境，其数不多，即他境所来货物，仅布匹、纸张、烟、糖、茶叶等项，每年其行销者亦不多。
由于交通不好，造成了西北地区生产的产品无法外销，内部交通也不够，百姓多买本地土货，这即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百姓的生活，更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显然，交通运输方式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西北经济的发展。
得到这这些信息，赵书礼跟徐新六等人商量后，做出了以甘肃省会高兰县为中心，发展这里的交通，打造一个以塞北为中心的次级经济中心。
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甘肃宁夏还好说，甘肃省已经纳入了塞北管理，宁夏已经撤销了建制归并到了塞北省，宁夏城现在不过是个县的编制。但是青海现在却是在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俩手里掌控着，原本这里名义上还属于西北军，但是冯玉祥被彻底打垮后，为了拉拢回回军阀马家军势力，蒋价石等不及战争结束，就已经任命了马步芳为青海省长。
而青海又是这里经济不能忽视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草原面积广大，仅次于蒙古西藏和新疆，为中国第四，牧业资源丰富当地人也有养羊吃肉的传统。从甘肃输往塞北的羊毛等物，虽然因为交通原因数量一直不多，但是多是出自青海。因此要发展甘肃的经济，青海的过境物资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