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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一切的源起竟全是萧衍的一念之仁？
历史就是这种偶然的集合了。
于种种偶然之中，似乎又藏着某种必然，某种后人看过就会生出“理应如此”感叹的必然。
信佛的萧衍虽然对自己的昭明太子异常苛刻，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宽厚过火的长者，尤其对外人异常宽厚，像独孤信这种品行端正的帅哥，任何人看到都不忍拒绝，一旦有所求，萧衍必定也是欣然答应，所以放他回归故国，那就是历史的必然。
不但独孤信，之前投奔萧梁的贺拔胜，一个不擅言辞的大叔，几经央求之下，甚至还先于独孤信回到北方。
北魏分裂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朝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模样，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长久以来，南北之间的争端多数都因为北方的强势或灾祸而起，北方一旦失去南下的念头或是没有重大破绽，南北之争很难爆发，尤其在南朝崇佛的大背景下，更是没有任何理由爆发战乱。
至于南朝自身，当权派有好处可捞，底层百姓生活不至揭不开锅，大家全都相安无事，没人搅乱“和谐”的气氛。
北朝则不同，因为北魏分裂了，一山不容二虎，元修西上就是北朝动荡的开始，东西魏的争斗成了接下来的主题，也把南北朝推向另一个**。
高欢对此早有准备，就在拥立元善见不久，便以“洛阳距离西魏和萧梁太近”为由，下令迁都邺城，40万户居民狼狈上路，费尽千辛万苦也安稳下来。
从此北魏原来的京畿便成了洛州，最高行政长官元弼出任洛州督导官，镇守洛阳。行政官司马子如出任左副行政长官，与右副行政长官高隆之、总监察长高岳和孙腾，一起前往邺城管理新政府。
元宝炬于535年春节当天，在长安城西正式登极称帝，东西两魏都走向正轨，也就正式开始了厮杀火拼。
灵州督导官曹泥，因为处在东西魏交界处，势单力孤，成了宇文泰的首要目标，渭州督导官可朱浑道元，世代居住怀朔镇，与高欢情谊深厚，而且母亲和哥哥都在邺城，也是宇文泰的眼中钉。
可朱浑道元自知不能抵挡西魏大军的攻势，所以毅然放弃渭州，率部三千户人家，逃到灵州与曹泥会合，曹泥用厚礼把他送到云州，可朱浑道元几经辗转，终于安全抵达邺城。
高欢见到故旧，大为欢喜，任命可朱浑道元为车骑大将军。
而曹泥因为兵微将寡，被困四十天后，终于力竭投降。
灵州之争只是小打小闹，接下来几年时间，高欢和宇文泰会展开激烈对抗，就算这两大主角故去，他们的后人也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其中一方终结。
（本章完）
第485章 苏绰辅国（）
从东西魏的演变不难发现，东魏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资源，也更具正统的意味，西魏则只是大军阀割据出来的地方性政权，各项实力对比都难同日而语，然而——
几十年后，脱胎于西魏的北周却吞并了脱胎于东魏的北齐，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
举个不怎么贴切的例子，上世纪的国共之争，与二魏之争有着些许异曲同工之妙。
拥有优势却不能善加利用，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壮大直至实现反超。
优势一方的最佳选择是趁火打劫，在对手尚未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先发制人，一举消灭其有生力量，否则后患无穷。
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优势在多数情况下只会让当事人心生骄傲，而这种情绪是战场死敌，恰恰相反的是，劣势反倒让当事人充满危机意识，更有上进的动力，此消彼长之间，优劣在不经间中发生反转，那时节，原本劣势的一方往往吸收了原本优势一方的所有教训，会一鼓作气，结束争斗。
宇文泰深知双方实力的差距，所以从未停止励精图治的过程，进行诸多军政变革，为西魏的发展保驾护航。
535年3月，宇文泰让有关单位收集古今可以因应变局、治理国家的方案，制定全新法规，奏报皇帝批准。
这期间涌现出一位治世之能臣——武功人苏绰。
宇文泰早在一年前就任命苏绰当政府助理官，但一直没发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是朝中官员却无不佩服苏绰，几乎所有人一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宇文泰与副行政长官周惠达讨论一件事，周惠达不能作答，回去收集材料，并向苏绰请教，苏绰为他拟定计划，周惠达拍案叫绝，立即报告宇文泰，宇文泰也非常满意，知道不是周惠达的手笔，便追问其智囊是谁，周惠达如实奉告，并极力称赞苏绰的才干，宇文泰这才擢升苏绰当档案管理员。
之后有一天，宇文泰与高官前往昆明池参观捕鱼，走到西汉时期的仓池，宇文泰打听是什么地方，在场没人知道，便把苏绰叫来，想不到苏绰竟然解释得清晰透彻，宇文泰大喜，顺势问起天地万物起源和历代兴衰，苏绰全都对答如流。
宇文泰只觉内心起伏，把苏绰留在总部谈话，连夜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案，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躺着听，当苏绰指出政治的特质和管理的要点，宇文泰立即起身，穿好衣服，严肃端坐起来，不知不觉，把双膝移近苏绰，一直谈到天亮都没谈完。
次日一早，宇文泰也不及补觉，找到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一位奇士，我正想把政府委托给他。”再擢升苏绰当政府秘书，参与并主管机密决策。
苏绰日渐成了宇文泰的心腹，也未辜负领导的栽培，拟定政府公文管理办法、政府权力运转规则、建立预算制度、确定户籍细则等等一系列作为，都让宇文泰大为满意，为西魏的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后世相关规章法也多数都承袭了他的那一套，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朱出墨入”。
所谓朱出墨入，即用红字记录支出，用黑字记录收入，学习会计相关专业的朋友应该对此并不陌生，著名的红头文件也由此演变而来，“赤字”一说的起源也可追溯至此。
几年后，宇文泰更把苏绰的为政举措以诏书的形式广而告之，即著名的《六条诏书》—一清心思、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宇文泰十分重视这些举措，经常在案头提醒自己，还让有关官员背诵学习，全国所有州郡县长、长史必须了解六条诏书，并能够统计每年所征税收、劳役的总数上报财政部门，否则一律免职。
点评官员时，清廉贪污并不是第一要素，最重要的是能做事、做实事，显然西魏官员们在这种环境熏陶下，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能臣，但基本上没有混工资的，或多或少都对国家有所贡献。
近些年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具官论》，讲的就是苏绰与宇文泰讨论如何驭官的故事，现摘抄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答：“你要让别人给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让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为何还要反贪官？”
苏绰答：“这就是精髓所在。”
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苏绰答：“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有异志，故以反贪之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戴；其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有异志，那是自找死路，只能与你同心同德。”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使天下皆知君王心系天下，尤恨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招惹民怨太大当如何处置？”
苏绰答：“杀之，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又可收其财，何乐而不为？总结起来就是——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公。”
关于这段文字，史书并没有记载，是不是两个当事人自己的想法，已无从考证，但从宇文泰的为政举措来看，似乎并没有用贪官、杀贪官，所以这个所谓的《具官论》当是后人杜撰无疑。
抛开观点本身不谈，之所以把帽子扣到苏绰头上，可见苏绰的成就，毕竟没人会在意小人物，所谓的蹭热度当是指此。
类似宇文泰和苏绰这种协作模式，直教人大呼过瘾，在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却并不多见，其前辈有苻坚和王猛，石勒和张宾，刘裕和刘穆之，拓跋焘和崔浩。
高欢就缺少这样一个得力的辅佐，而且一直对己方的实力颇为自负，从未把宇文泰这个后生放在眼里，等到重视对手的时候，却发现西魏早就强势崛起，已然啃不动。
除去这些，最让人称奇的还在于高家那帮邪性的子孙们。
高欢固然当得起雄才大略之名，但家庭教育工作貌似做得并不到位，也可能是自身缺陷的基因全都不幸留给了后代，总之高家子弟鲜有露脸的。
高欢的次子高洋本年只有7岁，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好像个司马衷一样，宫内外的人都把他当傻子对待，除了偶尔当个笑柄，倒还不能谱写别的什么插曲，而高欢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