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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好说一些，谁知道眼下的官员是不是也一样清廉？
可是出乎赖因费达和坎贝尔的预料，登船的红巾军海关人员虽然有一大群，可是真的没人受贿一块银元。一分不差的记录好船上的一切，坎贝尔下船在岸上办事处盖下一枚印章后，只留下引水员和引水船，余下的人就迅速的撤去了。
真正体会到这种方便的赖因费达和坎贝尔一阵兴奋，毕竟谁也不想走一路塞一路的钱，说一路的恭维话，且还要看对方的脸色。
所有到上海的洋船在黄浦江抛锚以后，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第二便是租下一个大的仓库。而且还要采买大量的食物，以供应船上的船员消耗，至于为返航作准备那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在广州，这种供应商，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名号在后世极为出名——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
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在广州要当买办，倒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清廷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
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广州，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租借甚至是赶造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
食物的重要性不用说，仓库也是必须抓紧时间的。
一艘船载货少说也要有几百吨，不可能收来一点就立马进行转船，毕竟远洋海船万里波涛里航行是需要很充分的准备的。底层要有铁锌等金属块和沉重的瓷器进行压仓，而轻一些的东西就摆放在上层。所以必须要有一次仓库来储备货物，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再进行分类，而后在分物进仓。
坎贝尔知道红巾军改去了满清的一些破规矩，在广东，一艘船上在入港之前的时候，海关监督官吏就会带人过来丈量船只，商船交了钱之后，海关监督官吏会给船上赠送美酒。大班们和船长可以立刻离开“哥德堡”号，随舢船去了广州，而剩下的人则还需留在船上由第一大副指挥。
上海这里却是不需要，只要进了港，交完不多的税后就可以只有在陆地上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只是不能携带火枪。坎贝尔一下船反射性的就去找买办，通常在广州买办还是挺容易找到的。
可能是地点不同，反正在码头这一块地方，他左右看了看，没见到一个有买办样子的人在。而令他更想象不到的是，一个公司的同是大班的尼尔斯竟然带着几个人从码头外面气喘吁吁的跑来了。
“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到达了上海。只是时间有些快，我的朋友，我还以为你需要再迟上两天呢！不过今天来得实在太好了，你是一个真正幸运的家伙，今晚你有福了。”尼尔斯的话让坎贝尔有些搞不清头脑。但接着往下听才知道，自己船一到吴淞口，盖上印章后消息就另有渠道传到了上海来，然后尼尔斯就被通知了。而在此之前，尼尔斯同公司里的另外几个大班还有首席大班梅尔贝里，正和美国人以及讨厌的丹麦人一起商量着在上海建立长久性夷馆的事情。
而至于下面的‘幸运和有福’，却是因为红巾军的boss梁纲昨天到了上海港亲自来视察。然后明天就走，但在走之前决定，今晚举办一次宴会，其中一些帖子就下给了美、丹、瑞三国的大班们。
甚至连同船长赖因费达都可以幸运的去走一遭。
虽然他们这群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是真正的富商，社会地位肯定不会太低，可是与梁纲这样的大人物相比，他们差得远了。
而且作为赶赴中国好几次的大班，坎贝尔他们都知道，在中国，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再富贵的商人也比不得官员和一种叫做‘读书人’的学者。
ps：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1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8个月后，“哥德堡1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离开哥德堡30个月的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陆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1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1号”凯旋的人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未有任何伤亡。【没赶上季风，又不能逆风而行，在抵达越南沙巴头岛后又被吹回了爪哇岛。哥德堡号在爪哇听了五个月。到了第二年才抵达广州】
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1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这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商船，它最后沉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世界上有过许多东印度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第二卷 烽火连天 三百二十三章 中国人的脚步！
三百二十三章 中国人的脚步！
夷馆，说起来像是西方商人自己的地盘，可实际上却是国人建造，然后租用给西方的。
在广州，西方商船到地后，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会予以丈量船只，清廷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西方商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自身身家也要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们莫属。要知道海关监督衙门不予丈量船只，等于就是说这艘商船没有纳税，洋人们当然就无法在广州进行货物的买卖，甚至是入黄埔口都不能。
给洋人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有资格充当保商的，皆是实力雄厚的洋货行。二是当了保商，就等于和洋人牵上了线，有了眼前利益。一般说来，洋人大班选定保商之后，就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洋人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就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所以在广州，建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既是洋货行招揽外洋商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迅速快捷，甚至还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租用。
且夷馆的租用向来和商船担保为一体，只要牵上线，这艘商船的生意，大多就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行商之间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洋人大班，也是一桩好生意。夷馆造起的时候，耗资不菲，都要花上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只要经营的妥当，没几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再说，对于行商而言，这几千两银子反倒是一件小事。
清廷不愿和洋人多打交道，所以也不允许洋人在广州设立长久性驻地，甚至每年年节那一段时间，广州的洋人都要去澳门过冬。洋人大班也只能用年年租用夷馆来作为自己本公司的临时办事处。
可红巾军与清廷的规矩大不相同，对洋商的控制放宽了许多，虽然也税重了许多。来上海的美国、丹麦、瑞典三国商人，初来乍到，一开始仍是习惯性的在港口租借建好的房屋和仓库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和储备处，可是随着时间一长，他们人就自己反映了过来——红巾军可没规定自己不能在上海港长年立足啊？甚至往内地都可以行走了，那，拥有一处长久性的商馆不可以吗？
红巾军上海政府和海关对他们的答复是——完全可以。只要不出上海港区的规划范围，他们可以完全自主建造自己的夷馆。而且还告诉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规划范围还会逐渐扩大。
当哥德堡号驶抵上海港口的时候，三国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商人，在交付一万块鹰洋后已经首先取得了港区一块临江地皮三十年的使用权。现在正在自行设计着商馆的模样。
商馆，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夷馆。中国人为何叫夷馆，原因很明确。可是在外国人眼中，它更应该称为商馆。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野蛮不开化的夷人。更况且，在这些白种人眼中，整个东方，除了中国藩属势力影响范围内的这一片土地外，余下的地盘上生活的土著才是真正的野蛮落后人种。
美国人先例在前，丹麦和瑞典大班们自然是更加的蠢蠢欲动。今天因为晚上的宴会，三方再次聚到一块，美国人得意洋洋，之间相互看着不甚顺眼的瑞典人和丹麦人也难得一见的升起了‘同仇敌忾’之心。
瑞典王国此时还占据着芬兰，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第三个国家挪威则是属于丹麦。虽然瑞典、丹麦、沙俄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就结成同盟，宣告‘北方武装中立’至今（拿破仑战争），可是三国内部之间的隔阂和龌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
瑞典与沙俄和丹麦都有仇恨，现在的矛头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上，扩张范围与沙俄相抵触，所以瑞俄矛盾压过了瑞丹矛盾，瑞典、丹麦两国相互看不顺眼，可是和平还是能保持得住。限期内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尼尔斯口中‘讨厌的丹麦人’，却也仅是如此而已。
听完了一切，坎贝尔也兴奋地欢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