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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带着自己麾下的能战力量辗转南下江西一带，却浑然忘记了刘宗敏他们。
而与此同时，左良玉的军队也已经到达了九江。
只不过他的军队里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湖广巡抚何腾蛟自从被胁迫之后，无时无刻不想着逃走。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机会来了。虽然方式有点不雅观……他是趁着守卫人员不注意，跳江而逃的。
也正是他的逃亡，让世人得以知道，李自成五十万大军的消亡、溃散到底是一副怎么样的场面。
“天意要灭亡闯贼，闯贼李自成仅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察看地形，不承想伏兵四起，闯贼李自成被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是闯贼李自成的养子，策马率先逃逸，闯贼李自成的卫士刘伴当驰马追着大呼：“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幸存。”
在何腾蛟后来给朱聿键的奏疏中这样写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当然，李自成究竟如何，这是后话。至少在这时候，他还能从容的逃离阿济格的追击，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而比他更不幸运的人，此刻正在九江城下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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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线以下，为可供借鉴的资料部分，不小心贴了上来，请大家见谅。书友们也可以看看，毕竟本书基本是依照这些史实外加自己的创造来写的。）
李自成大军的南下，在地方志和《宗谱》中都有记载，据同治《蒲圻县志》记载：
顺治二年，闯贼寇蒲，盘据乡市，积三阅月，烧杀殆尽。五月，国朝王师临楚，蚕官至蒲。
五月上溯三月，最迟是三月，这个时间与李自成大军未进武昌即南下说最适合，与“居鄂二日”再南下能勉强凑合，不能相合的是四月二十九日才由金牛南下，这个时间比三月要差一个多月。虽然地方志的记载也未必都很精确。
蒲圻往南走是崇阳县，据同治《崇阳县志》记载：
陈效源，居方山下，顺治乙酉，闯贼窜崇，分党至山村，效源率乡人扼险要，与敌两战皆胜，俄而贼大至，被害。”
康熙《江夏县志》也有李自成大军人崇阳的记载：
张延宾，字上卿，一宇天若，明崇祯己卯乡举，司铎崇邑，修葺学署。乙酉，贼入崇，残害抢掠，江邑宿陈学富，才高，贼欲杀之，宾片言解围。
崇阳再往南便是通城县。据康熙《通城县志》增刊记载：
顺治二年、闯贼盘踞乡村四月，壮护（掳）弱杀，白骨如山，署官汪一位权埋教军厂侧，有冢。
同治（通城县志》记载：
薄刀仑，义口图，明末被流贼李自成挖断，复长成如故。
通城《延陵堂吴氏宗谱》记载：
乙酉夏五月，闯兵踞扎通城数月，合邑民室尽为兵空。
这些材料说明李白成确实南下到达了通城县，这是通城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官方文书，例如何腾蛟上唐王的奏疏，即《闯逆伏诛疏》说：
（李自成）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二十八骑登九官山，为窥伺计。
何腾蛟领兵从湖北崇阳、通城退往长沙，李自成大军不久便顺这条路进入湖南，他的估计并无差误。至于说李自成领“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这不是他能亲身目睹的，应得之听闻。九宫山有通山、通城之别。通山九宫山南界江南，只能从山上窥伺江西，不能窥伺湖南，而通城九官山南界湖南，可以窥伺湖南。此处应指通城九宫山。如果通城无九宫山，李自成也没有到通城，这种传闻大概也就编不出来了。
这一年，崇阳人蒙正发经过通城去湖南平江，投奔南明政府，他在《三湘从事录》中说：“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
蒙正发在经过通城时，曾住通城黎时生家，并未去过通山县，他所说的九宫山也应指的是通城九宫山。李自成到达通城是四月底，也有说是五月初，五月以后，李自成大军的重要将领纷纷率军从通城进入湖南，而李自成却突然消失了。
据同治《平江县志》记载：国朝顺治二年五月，流贼李自成余党大掠县境。是年五月，贼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北乡。七月贼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通城、平江、修水交界处）、东阳诸山，又有田酋亦以是月入据中洞诸寨，屠掠掳杀男妇无数，虽逃窜深箐中不免，往来屠掠尤惨。”
通城是刘体纯由武昌、蒲圻人平江北乡的必经之路。平江《大同李氏宗谱》也记载：刘体纯从通城进入中段近邻的平江冬塔，攻破张家坡李魁南寨。同治《通城县志》记载吴汝义入通城后，与李自成挖断薄刀仑。由通城进人宁州，占据通城、平江、修水交界处的黄龙、幕阜诸山。（平江县志》载吴汝义由诸山入平江东乡。田见秀由通城人据中洞诸寨，进入岳阳。光绪《巴陵县志》记载刘宗尧“由通城人巴陵”，还记载王进才也“由通城人巴陵”。同治《临湘县志》记载王进才等又人临湘、华容等地。
在李自成消失后，李自成大军的众多将领都是从通城进入湖南各地的。
原左良玉部将马进忠（混十万）在黄州降清后，又跑到湖南，在岳阳见到许多大顺农民军将领。据《明清史料》记载：
（马进忠）请出闯逆余孽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结盟同心，共图反叛。
除郝摇旗在长沙外，李自成原统领的重要将领全到这里了，就是没有李自成。
李自成消失后，出现大顺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新局面。郝摇旗和李过将领分别在长沙和常德“受抚”于南明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但他们在联明时仍保持了农民军的独立性。如果李自成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李自成消失的地点应在通城一带，至少在鄂湘边界。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通山县有九宫山，而通城县只有锡山。别的书籍也有类似记载，如正统时敕修的《寰宇通志》将九宫山列于通山县，清乾隆时敕修的《大清一统志》等书也都载九宫山屑通山县。有人据此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说不能成立。乾隆时，湖南澧州知州何磷就说过：“九宫山在通山县南八十里，皆不云在通城，而《明史》野史皆属之通城，其山名则九宫、罗公互异。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俗名罗孔八面山”。
道光时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引《广虞初新志》中江昱的话：“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并肯定江昱“辩罗成（公）、九宫之误，则确然无疑”。
而《明史》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助长了这种非议。如康熙时修《明史》，据记载：王鸿绪在康熙二十一年时充《明史》总裁。未几回籍治丧，又任别职。五十三年向清廷上疏说：
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陈启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启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启敬暨臣皆未参阅。
三人分管本纪、列传和志三部份，并未互相参阅，统一口径，王鸿绪负责修列传，但他请人代撰各传，李自成传出自万斯同之手，张玉书负责修志，各志多专识，非多人参预执笔不可，而志传之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因此在关于通城九宫山的问题上，出现了传有而志无的现象。这种现象被人用作以志驳传，反对通城有九宫山。
1985年，黎时忠、曾步贤、李英生、胡正民四同志发表了《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考》一文，该文根据历史资料证实了通城九宫山位于锡山的一端，是锡山的支脉。如文中引用明崇桢时修《德义堂段氏宗谱》，记载其祖先段必清，死于成化三年，“葬锡山石皮岭下九宫山前上首左边刘家嘴石墩内”，又引用同治《通城县志》记载“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又引用光绪《湖北舆地记》，记载“桃源洞之西北曰桐陂山，又北曰锡山……山西曰柳家山，又北曰九宫山”，都点明了通城有九宫山。1984年5月，在通城锡山东侧，发现“九宫界碑“一块，上刻立碑时间是乾隆甲子，即乾隆九年，比《明史》刊行晚五年，这是很可靠的材料，说明通城实有九宫山。该文还说到九宫山又名罗公山的来历，因唐代著名道士罗公远（通城人）在此修道炼丹，因此又名罗公山，不只湖南黔阳才有罗公，天下同名的山很多，两处皆有罗公山，不足为奇。上述何磷、江昱的一些话是不可信的。徐鼐是误信江昱的话，或者就是同一类人。
通城九宫山高355米，没有通山九宫山那么高大和有名，两山有高和低的分别，但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明史地理志显然是漏写了通城九宫山，或因通城九宫山不高也不太有名。该志自以为可不写而未写，殊不知问题不在山的高低和有名与否，而在通城九宫山牵涉到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即李自成是否死于此山，这是不可忽略的，死于此山固然要写，即使还证明不了是死于此山，因需进行研究，也就当写出此山。明史地理志不知由谁具体执笔的，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只载通山九宫山，未载通城九宫山，才引发了这一场不必要的长期争端。
南明总督何腾蛟曾向唐王上疏，称李自成已死。据《思文大纪》记载：
（隆武二年正月）时闯贼李自成为清所迫，走居鄂地。风霾警之，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
隆武二年应为顺治三年，何腾蛟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