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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政治是瓦加斯统治下新政权的基础，但大多数时候都要依靠监控和强制。重大的政治对手要么被放逐，要么从公共生活中隐退，所有人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在中央印刷和宣传部（DIP）的监控下，报刊受到严密管制，对瓦加斯自己的报道也不过是些奉承之词。政治上，瓦加斯允许东北部和农村在地方执政者绝对效忠于他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在城市地区，他试图在联邦政府和新兴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一个受欢迎的新联盟。这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看似不可能的合作之所以被团结到了一起，是因为瓦加斯毫不起眼但杰出有效的谈判技巧及巴西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表现得很分散，但却十分明显。在经济领域，为了鼓励国内经济增长，采取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国家主导工业化，创立国有企业（如钢铁和石油化工企业）及政府资助建设基础设施；施行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包括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交换，由政府来控制工人和工会。在文化领域，考虑到瓦加斯并不是那种在任何方面都有个人崇拜并跟随效仿的人，新国家探索的是巴西特色的发展形势，即巴西道路，因此，试图组织形成适合民族主义的国家大众文化。正是在此次辩论中，巴西知识分子和艺术团体积极参与，使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了很多。
报刊和电台必须使用葡萄牙语，采用外国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换成葡萄牙语，要么关闭。联邦政府建立新机构，积极审查并巧妙操纵文化生产的主要领域。国家图书研究所负责规范出版业，而国家影视教育机构不仅控制电影行业还试图参与制定议事日程。中央印刷与宣传部特别关注音乐行业，歌词内容未经仔细审查，没有盖章，那么，一张乐谱也不能发表，一张唱片也不能发行。在所有这些领域，笨拙的控制手段与巧妙的联合政策相结合。各个相关部门为艺术家、出版社、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提供各种赞助、补贴、奖金，对于音乐业务领域，允许使用电台广播。
在瓦加斯时代，会识字的人所占比例还不到这个国家人口的一半，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影院，广播是唯一的最重要的通信手段。20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的近乎业余的小型无线电电台消失了。联邦政府允许广告和赞助，促使私营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内涌现，这些电台的存在都得益于政府的许可。《巴西时间》是一档必播节目，集中播报数小时的新闻、音乐和有教育进步意义的演讲，是巴西最接近全民对话的形式。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听到广播，政府在小城镇的公共空间建立扩音器，这些地方的广播电台还相当稀少。
对足球的控制和利用也采取了相同的模式。全国范围内普遍强制使用葡萄牙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意大利挑起的新战祸）中加入同盟国后，巴西认为可以结束带有可供识别的民族特征的俱乐部，至少要改掉名称（在圣保罗，帕莱斯特拉意大利改名帕尔梅拉斯足球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改名皮涅罗斯，位于贝洛奥里藏特的帕莱斯特拉改名克鲁塞罗，科里蒂巴俱乐部改为了葡萄牙语写法的科里蒂巴），取缔在内部文件中仍使用本国语言的俱乐部。
1941年，联邦政府重新组建了CBD（巴西足协的前身），建立国家体育委员会。该机构由三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公民、一名上将和一名空军元帅组成，有权决定巴西各个体育领域的政策，这就包括解决各大州体育联合会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巴西足球一直为这些矛盾所困扰。另外，还包括禁止妇女踢足球，因为这从道德上、身体上和优生方面都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健康发展。CBD在很长时间里由瓦加斯的仆从路易斯·阿兰哈执掌。阿兰哈是博塔福古地区的地方官，在1930年的政变中积极支持瓦加斯，并在1936年成为CBD的主席。他的兄长奥斯瓦尔多在他的协助下成了瓦加斯的财政部长，另一位兄长奇特罗也担任了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主席。三兄弟都来自瓦加斯的家乡南里奥格兰德州。这个新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一样，由一小群任人唯亲的保守党统治着，他们控制着军队与上层行政部门。
伴随着这些行政改革，政府开始利用足球场作为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甚至作为巴西特色新文化的大熔炉。1935年，巴西第一届全国教育大会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教育部长古斯塔沃·卡帕内马、总统瓦加斯以及数千名老师和学生也一起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旨在讨论全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话题公开，会议规模宏大，与其说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讨论会，不如说是一次盛大的社会政策商讨会。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的参加者之一，伟大作曲家海特尔·维拉·罗伯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音乐教育项目，经常与学校学生和当地唱诗班举行大型的流行音乐会。1940年独立日那天，他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音乐会，40000名学生和1000多位音乐家演奏了很多不同的作品，融合了欧洲古典音乐与巴西本土音乐。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安德拉德深受感动，写道：
“演奏是如此美妙，令人难以抗拒，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留下纯粹喜悦的泪水。透过满是泪水的眼帘，看到了指挥家朦胧的身影。巴西人、印第安人、黑人、工人、混血儿、合唱团、乡民，所有这些人的音乐，他抓住了精髓；河水声、山谷里的回声、洞穴里的轰鸣声、风吹稻谷声、孩子的游戏声、口哨声、笑声，所有这些声音，他融合进了作品。”（1）
如果足球场可以用作展现国家盛况的平台，可以充当全民集体活动的场所，那么也可以用来限制和控制深受大众欢迎的事物。里约的狂欢节和桑巴舞学校一直受到国家政治上的广泛管制。1943年和1945年，桑巴舞游行重新转向圣热拿利奥球场。在这里，第一夫人戴斯·瓦加斯领导了一次比往常更加有组织的街头桑巴舞狂欢节，节日的主题是由国家拟定的，比如“辉煌的巴西”。
瓦加斯政权培养了一批民族主义教育家和音乐家，但它在城市里最主要的政治上拥护者还是工人。圣热拿利奥球场成了瓦加斯实行巴西特色大团结的主要戏台。为了削弱和驱逐左翼极端分子和自由工会的残余势力，5月1日劳动节成了联合国家政权、工会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1940年免费公共交通使40000多人能够挤进圣热拿利奥球场，观看瓦加斯乘坐华丽的敞篷车绕足球场一周，向人群宣布国家最新实施的劳动法。广播明星卡洛斯·盖拉多演唱了一首为该场合专门创作的歌曲《工人之歌》，接着，总统签署了将建立最低工资标准的法令。1941年的劳动节也差不多，不同的是，这次为新劳工法庭的成立举办了庆祝仪式。仪式从一场游行开始，队伍由工人们按职业组成，有的身穿运动服，有的身穿工作服。接着，军队表演了运动项目，市民剧院也表演了一场爱国舞蹈。当天的压轴戏是里约两大球队的一场表演赛，最终南区以6比5的比分战胜了北区。
那时，南区一直跟随国家队，时常在弗卢米嫩塞的拉兰热拉斯球场或弗拉门戈的加维亚球场踢比赛，但1939年后，国家队开始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比赛，包括1945年的罗卡杯（与阿根廷队不定期的交锋）和1949年的美洲杯，两场比赛都是巴西取胜。虽然这些比赛都不像过去十年里的南美锦标赛一样，对国家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它们确实起到了巩固国家和足球之间关系的作用，并预示着在新巴西，足球和国家二者的重心发生了转变，至少在里约是这样，从南区到北区，从海滨大厦到尘土飞扬的郊区。然而，圣热拿利奥仅是一座体育场，瓦斯科达伽马仅是一家俱乐部，而里约也仅仅是一座城市。如果想让足球真正为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日程计划所用，就必须囊括进更多的人和地区。因此，它开始转向了弗拉门戈，并在圣保罗建造了帕卡恩布球场。
Ⅱ
瓦加斯政权真正的野心是，一座城市只允许有一个体育场代表国家或者举行劳动节游行。因为有些活动必须在圣保罗进行，但俱乐部的体育场都太小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地市政府开始计划在这座迅速发展为巴西最大城市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球场。为了履行1932年内战后签订的宽大、和平条件，联邦政府承担了圣保罗一半的战争债务，政府允许圣保罗创立它的第一所公立大学，而体育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
1936年，帕卡恩布体育场开始动工。它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之中，而山谷位于两座平缓起伏的丘陵之间，这地方在那时是城市的郊区。体育场靠近开阔的、用来举行礼仪活动的查尔斯·米勒广场，广场与其说是正方形的，不如说是椭圆形的。马蹄铁状的体育场的圆形看台那头毗邻广场。帕卡恩布球场的大小几乎是瓦斯科圣热拿利奥球场的两倍。虽然圣热拿利奥球场采用的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非常华丽，但帕卡恩布体育场干净整洁、简单大方，从几何学上来说，更符合比例。它在细节之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豪华轮船、旅行汽车和飞机明快的线条。体育场里的引导标识采用的是无衬线字体，优雅、整齐，而不失现代化。这项综合性设施不只是一个球场，它还包含了一个体育馆以及一些其他运动设施，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