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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卢拉人格中的一面。当然，他热爱足球的程度和普通巴西足球迷一样，也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们。作为科林蒂安的铁杆球迷，他经常评论球队的表现，并帮助俱乐部确保他们可以通过2014年世界杯获得一座新球场。他在总统官邸举行的足球赛参加人数很多，比赛也很激烈，这是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亲身体会过的，他当时刚参加完一场总统队和渔业部队的比赛，不得不拄着拐杖进入国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前夕，卢拉通过视频和巴西国家队通话时，还问及罗纳尔多是不是还在发福。在他会晤外交官和国外球员教练时，经常同他们交换球衣。媒体曾经嘲讽地称之“卢拉诅咒”，因为很多球队在和他见面后就开始在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卢拉的语言也夹杂着足球的暗喻，比如在一次主张改组内阁的会议上他曾说过：“贝利是世上最好的球员，然而他也可以被代替。”
对巴西人民的友好和亲近，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只是卢拉受欢迎的一方面原因。卢拉能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任期内对巴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巨变，其中经济发展占重头。虽然巴西没有像远东和中国那样经济腾飞，但是巴西在卢拉任期的十年里经济发展迅速，并且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低位，这使得人民的工资普遍上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南美的普遍工业化发展使得对巴西农产品需求量大增，比如大豆和糖。低利率和信用透支使巴西社会中稍富的打工阶级和初级中产阶级毫不吝啬地购买家电和汽车，这也推动了巴西生产制造业的发展。
由于巴西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上升，卢拉便放开手，相比上一届政府他在制定政策方面更为独立。美国政府当时专注于中东和阿富汗问题，对南美地区干涉相对较少，因此巴西有机会和其他国家拓展新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同盟，比如中国、印度、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巴西还与印度、日本和德国一起，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巴西还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共同组成“金砖四国”，这个词是由投行高盛发明的，但是自从四国开始组织峰会起，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个称号了，而是有了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政策方面，巴西在宏观经济上采取保守的做法使得社会政策受到诸多方面的局限。其中最显著的是社保和教育两块，资金投入明显不够。但是卢拉在有一个方面作了重大改变，即在“家庭补助”上制定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并且在全国推广，这使卢拉在任内史无前例地削减了国家的赤贫发生率。这对巴西来说意义深远，因为这是巴西政府首次真正意义上关注民生，并且此举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很大。以前巴西穷人都会给保守党投票，因为他们担心左翼政党会把通胀变得更糟，从而吞噬人民仅存不多的购买力。然而卢拉凭借他的魅力，推行保守宏观政策，结合他的“家庭补贴”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上涨，这些因素把选民们的选票一致拉向卢拉的劳工党。在此之前，劳工党在国会里自己没有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导致党派政策让他们难以建立政府联盟。因此有些劳工党头目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国会上组成了“特别联盟”，即“买选票”小团体，然而卢拉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地下交易”有组织有纪律，在巴西利亚的很多安全场所进行，议员由此获得大量现金。被称为“大月费”的丑闻直至2007年进入公众视野并在卢拉的任期内一直都存在影响。之前政府在反腐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因这个丑闻受到影响。
足球影响了卢拉的执政风格和公众形象。他在就职时没有用巴西国家队的指标来衡量巴西这个国家，相反，他是用有多少人每天能解决三餐，有多少人能获得重要的改变来衡量的。巴西已经蜕变，这反映在人们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热情和行动上。巴西国家队在1994年第四次夺取世界杯冠军后没多久，卢拉便参加总统大选，那时他曾宣布巴西足球已经觉醒，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并没能使他在大选中获胜。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当他为2014年世界杯的一个新足球场揭幕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传递给了巴西国足。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还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呢？这几年内巴西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且社会也在逐步改变。自从2007年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开始，巴西队希望再一次赢得世界杯的信念向整个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巴西在改变，在迈向现代化。
早在1950年，足球王国就像双刃剑一样展示了它的成功和局限。巴西商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和巴西足球界也是一样。在对球员需求大增的全球背景下，巴西的确成了球员输出大国。事实上，这对很多巴西足球俱乐部而言增添了可观的收入，但这不能增加巴西国内足球赛的观众。“家庭补助”或许可以消除巴西人民的饥饿，但是它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巴西优秀足球运动员到国外寻求机会的事实。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巴西国家队来建立足球外交，使他们更大胆和坚定不移地推行外交政策，直至最后举办世界杯。然而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入中，也暴露了巴西各方面的典型问题：腐败、官僚、不平等和不公正。卢拉政府在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足球范围内都存在，但是巴西在这方面正在一点点进步。同样，在公开透明度以及对查腐和处置方面，巴西也同样有进步。但在其他方面，卢拉政府的努力常常受到来自他政治对手的极大阻力。足球暴力问题是最能反映卢拉在任期内受到的种种局限的例子，而足球暴力本身也反映了足球王国是一个暴力的社会。
Ⅱ
在卡多索政府的最后一年，即国会对足球管理机构进行调查之后，足球说客议员和巴西足协在总统官邸内便不受欢迎。体育部着手通过改革宪法来促使俱乐部能把球迷或更准确地说是“客户”的利益放在关键位置。卢拉和他的体育部部长安杰洛·奎罗斯推行该宪法，并使它成为《支持者宪章》，然后敦促国会通过该宪法，这和那些足球说客议员的意愿相悖。2003年，就在该宪章正式写入宪法一周后，8位俱乐部主席、3位州足协主席以及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都表示反对，特谢拉甚至威胁要暂停巴西足球联赛，因为他认为很多场地达不到新要求。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重新开始在私下和足协沟通。在卢拉刚上任的几个月中，他就劝说很多俱乐部通过穿政府提供的球衣，来支持他的政策，特别是支持“家庭补贴”计划的雏形——“零饥饿计划”。但是政府需要通过巴西国家队这样做才能在国内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巴西足协同意。而巴西足协也需要获得来自巴西利亚政府的支持，以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就这样，奎罗斯和阿维兰热通过共进晚餐达成和解。虽然卢拉和特谢拉没有正式会面，但他们还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2003年初，巴西队和中国队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又在下半年和爱尔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这两场比赛中，巴西队球员的球衣上都印有“零饥饿计划”字样。此后的几年，巴西政府和足协的关系非常密切，2004年，巴西队在美洲杯夺冠后，体育部部长奎罗斯亲临主席台为球队庆祝。当巴西队访问贫穷的国家时，会向当地人分发体育器械，这些器械是巴西囚犯在“改造计划”中制造的。巴西国家队还去海地打比赛，因为巴西武装部队是联合国在海地的主要维和力量。
巴西政府的强力支持使巴西取得了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作为回报，特谢拉在巴西队的球衣上给政府预留了一些空间，当然他没有放弃任何权利的想法，他在政治方面的野心依然不小。特谢拉在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成立了2014年世界杯组织委员会。相比之下，过去的韩日、德国和南非世界杯，国家都会派出政府代表。而特谢拉直接任命自己为委员会主席，任命女儿乔娜·阿维兰热为二把手，同时还招募了律师、新闻发言人、私人秘书、总管和在2001年国会调查期间帮助过他的参谋。然后，他又拉拢了右翼经济学家卡洛斯·兰戈尼，此人曾做过巴西银行主席。当时，足球报纸《兰斯》（1）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询问巴西民众对此事的看法，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委员会能够三权分立，能有民间团体和政客一起共同管理，但是绝大多数人表示“无所谓”。所以，特谢拉恰恰是利用了政府的不参与和民众的冷漠而上位。
2003年的有很多条例，最重要的是它给球迷和其他消费者一样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虽然《消费者保护法》早在1990年就已入宪法，但是该法律不适用于球赛。因此这也是一种进步。《支持者宪章》会要求所有球场必须配备足够的男女厕所、饮水及医疗措施，这些之前都没有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俱乐部需要对球迷的人身安全负责，以前大多数俱乐部都没这项义务。同时，政府也委派了监察专员，球迷可以向他们投诉。为了解决俱乐部因为税负而债台高筑的情况，卢拉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新的名叫“时间狂热”的足球彩票。这种足彩之所以得到俱乐部的支持，是因为要以比赛结果为竞彩基础，因此彩票利润的22％归俱乐部以偿还债务。这就要求俱乐部的财务要对政府公开，这一点是《济科法》和《贝利法》里面没有的。
卢拉时代的巴西，很多改革方案总是很容易通过，但很难实行。2013年，《兰斯》回顾了过去十年《支持者宪章》的实施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巴西球迷的确有所获益，但是很多原宪法中的条例却没有实施。由于政界的冷漠或是人民的漠不关心，监察专员在立法后，没有将很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