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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米奥就队内语言和成员身份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家德国俱乐部，并且他们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将来自其他种族的球员和会员拒之门外。1909年迎来了新形势，那些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裔中的足球狂热爱好者，尤其是市里的学生，有意识地成立了国际化俱乐部。
19世纪末，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新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规划重新建设一座“美好年代”的花园城市，但这座城市已拥有了一切豪华的城市景观，在娱乐领域已很少有能改进的空间。1904年，一位此前在瑞士踢过球的里约大学生维托尔·塞尔帕和一小群由公务员、商店职员和商人组成的群体成立了该市的首支球队——SC足球队。一年内，城市新加入了由酷爱历史的学生和职员组成的临时球队，他们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普林尼FC、哥伦比亚和韦斯普奇队，也正是在那时，当地的新闻社开始发布锦标赛的积分榜。但大学重新开学以及秋季暴雨也意味着比赛球员阵容从未齐整过。此后流行了几年公园足球，新成立的俱乐部又开始涌现：1908年米内罗竞技成立了，这是一支来自当地开放式上流社会的球队；1910年耶鲁竞技俱乐部成立，这支球队仅由意大利人组成，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还成立了仅接纳人脉通达且思想保守的当地的达官显贵——美洲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种形式的州锦标赛在巴伊亚州、巴拉州和亚马逊州成立。而到了1920年时，南部的巴拉纳州和南大河州也加入了队伍，新加入的还有一连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伯南布哥州、帕拉伊巴州、塞阿拉州、北里奥格兰德以及闭塞的皮奥伊州和马拉尼昂州。几乎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里的州锦标赛绝大部分均集中于沿海州的首府，这是原先的上流阶层聚集地，也是新移民涌入的地带。一旦里约的上流社会赋予足球合法性，前者便开始迷恋足球。城市中的民众也都纷纷照做。
而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足球在带着贵族气派的亲英派维多利亚板球俱乐部中孕育而生。在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纳蒂科于1901年作为市里的英籍德国商人的划艇和帆船俱乐部而成立；1905年古伊列梅·德·阿圭诺·方瑟卡为起初无法加入俱乐部的巴西人成立了累西腓体育俱乐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在那儿踢过球。不到十年间，一支直接来自穷人的球队圣克鲁斯队由一群相约在教堂墓地踢球的青少年创立。当前各地在地理和社会因素上与弗卢米嫩塞的距离，已成为了衡量足球热潮将在巴西不断发展的省城传播得有多远和有多快的标尺。
Ⅳ
安娜·阿梅利亚和阿帕里西奥·托雷利的诗句表明，足球已进入了巴西人的诗歌和信件中。在视觉艺术领域，首幅球员画像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罗多尔夫·詹贝朗德于1914年创作的《带球的男孩》和伊斯梅尔·纳里于1917年创作的《进球》。救世基督像的设计者卡洛斯·奥斯瓦德此前在博塔福戈俱乐部的墙壁和天花板创作了壁画，把足球运动员塑造成希腊神话中的半神。第一首与足球有关的录制单曲于1913年发行。《足球》就是由萨克斯管、长笛、尤克里里和吉他所演奏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系列舞曲中的一支，由格鲁普·利马·维埃拉在《78s》中一起发行。然而，对于巴西城市公众文化圈的小世界，报纸是足球最经常被审视和探讨的地方。绝大多数的评论是正面的。三位巴西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恩里克·科略·内托和奥拉沃·比拉克均撰文肯定了足球，他们均是久负盛名的文学研究院成员。
恩里克·科略·内托是一位来自北方马拉尼昂州的混血儿，留着大胡子，父亲是巴西白种人，母亲是印第安原住民。他成名于19世纪末的里约，是一位极其多产、行文华丽的记者、诗人、小说家兼剧作家。他同时也是弗卢米嫩塞的支持者。这项运动于1908年首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斯芬克斯》中，小说讲述了里约的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马林在星期日的下午神秘失踪，原来他是去看球赛了。科略·内托自己也是观看比赛的常客，他称自己在观看14个孩子中的几个在弗卢米嫩塞青年队踢球时，一天就能看多达4场比赛。其中的一个孩子若奥此后开始了漫长且多样化的竞技生涯，他在体育界的名字叫佩雷瓜伊诺，曾为弗卢米嫩塞和巴西国家队效力，在1930年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同时还涉足水球、排球和田径领域。据坊间流传科略·内托是首次闯进巴西足球赛场的带头人，当时是为了抗议裁判在弗卢米嫩塞对阵弗拉门戈的德比战中的一个判罚。他也为俱乐部创作了一首赞歌，歌词难以置信地契合了《去蒂珀雷里路漫漫》的曲调：
弗卢米嫩塞是锻造我们能量的熔炉，
于空气中，于明媚的阳光下。
公平的战斗充满喜悦，
我们尽一切努力成为男子汉的典范。
振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巴西。
与许多和他来自同一阶层的人一样，科略·内托吸收了种族生物学模式和欧洲科学种族的优生行为计划。如果欧式巴西想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得走出去，适应环境。科略·内托认为，“……一个新兴的民族会将他们死气沉沉的文化遗产抛诸脑后……”（20）球员就是新兴巴西的竞技与优生观念的传教士，而对于那些不踢球的人，他总是不停地倡导人们在清新的空气中走走路，或进行贝登堡式的侦查和游泳运动。
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是巴西众所周知的一代名医，是20世纪初公共健康和心理健康现代化改革的领军人物。1918年他曾透露自己是一名球迷。科略·内托将他对足球的热情基于人种的生物学理论，总体上佩克索托认同这种观点，而自身的科学和医学知识让佩克索托看到足球对将国家塑造得更有文化性和教育性所做出贡献。“足球，这项运动让我们强壮、健康，”他坚称，“它教会我们纪律与秩序，要求合作和团结……这是一所一流的学堂，将重新塑造巴西的国家性格。”（21）但对于个人性格还不够。足球的重要性，至少以英国人和德国人那种方式去踢球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来这儿的拉丁人和所有的拉丁人一样，彼此没有联系，不会为了群体而放弃自身独立性，而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赐予一个民族力量，赋予一个国家胜利。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受过教育因而自律。一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才会有价值，球员并非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在种族间和个体上的长期合作总能确保他们所争取的最终胜利。体育中如此，生活中亦如此……（22）
一些足球比赛的反对派和这些民族主义者活跃在同样的文化圈里，却运转着不同的逻辑观点，比如里约地方法官兼新闻记者卡洛斯·苏塞金·德·门冬卡。足球无法成为提高国家储备的一种方式，反倒成了衰退和堕落的途径。在1919年撰写的《体育和巴西青年的堕落》一书中，作者声称“一般而言体育项目，尤其是足球，孕育了理性和知性”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它的热情和愤怒的情绪反倒是削弱了理性和知性。足球是“传播愚蠢行径的微生物”。（23）利马·巴雷托和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均是足球批评家，他们身处这个框架之外，然而对此的观察却更加敏锐。
巴雷托是那个时代一流的讽刺作家。他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出生于并不富裕的里约中产阶级家庭，以小说家和城市生活编年史作家为职业谋生，他拥有犀利的视野，不仅仅能看到里约富丽堂皇、传说中的一面，还能洞悉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他的讽刺矛头直指旧共和国僵化的特性，即上流社会暗中对国民的黑白混血儿天性感到羞耻。他抨击他们的阿谀奉承、崇洋媚外，并使用本地方言让文字变得辛辣，这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欧洲之于巴西的影响心怀戒备，在这样的戒心下他对这项运动进行了谴责：“将傲慢和可恶的英国职员带入到我们之中。”他谴责用公款去支付上流社会俱乐部和足球锦标赛的花销，而那么多的社会需求却遭到了无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项运动十分野蛮，它导致球迷群体产生的感情亦如此。“足球是一所暴力和野蛮的学堂，不应该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保护，除非这些机构想教我们如何杀戮。”写完这段话一年后，1920年在描述里约11人队和圣保罗11人队之间的一场比赛时，他记录下了巴西足球赛场上有史以来的首次火爆冲突。在拉拢了其他对这项运动有意见的的医学和社科批评家后，他在1919年发起了反足球联盟，声称：
“不可能不提到人们称之为英式的运动。每天中的每时每刻，它都让我们的报纸充斥着新的暴力行为，不仅如此，还有杀戮。警方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行径。里约热内卢是一座文明城市，绝不能落入那些伪装成体坛人士的暴徒之手。那些斗鸡行业的赌博者的表现都比这更好。在他们当中不会存在问题，也不会有争执。赌博都是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警方无须介入。而那些所谓的‘足球运动员’则每周日都会卷入争议与互殴当中，警方却只是拍了拍他们的头。”（24）
巴雷托还指出，足球似乎还让观看比赛的女性变得粗俗。他在评论一场比赛的女球迷时写道，“最值得欣赏的是她们的语言。粗话形式丰富多彩、感情强烈，只有码头上手拉车的那些人的语言能与她们的措辞媲美。”
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出生在东北部的阿拉戈阿斯州，虽然他在里约生活了很长时间，但塑造他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家乡文化。拉莫斯随后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曾在瓦加斯统治期间入狱，他无疑反对比赛的贵族气息，但他以东北部人民的身份发出了他最有力的抨击。在1921年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