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水竭迟疑道：“可是江姬在他手里，万一有个闪失……”
神婆知道明钦不会拿江姬怎么样，苦于无法告诉江水竭，心头暗骂他来的不是时候。
“留下江姬，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江水竭奉命经略天人道，江姬是上邪教好不容易扶植起来的人物，她的安危自然比明钦的性命重要的多。
“好。”明钦笑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信水竭大师是位君子，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在神婆和江水竭两大高手的围追堵截下明钦已经不可能带着江水湄全身而退，现在有江水竭插手，神婆应该会有所收敛，不敢再拿江水湄怎么样。
而明钦也无法在江水竭面前揭破神婆的假面，一来神婆伪装甚好，和江水竭同为教坛主事。二来她是个女的，说她蓄意奸骗江水湄岂不是太过可笑，这话说出来恐怕没什么人愿意相信。
“好说。”
江水竭点了点头，神情十分从容淡定。
明钦叹了口气，将江水湄放到旁边的坐椅上，看着江水竭道：“江姬中了幻梦香，你应该有办法救他醒来吧。”
神婆脸色大变，斥喝道：“恶徒，你还不快滚。”
“好得很。”
明钦盯了神婆一眼，微微冷笑。不紧不慢地往门外走去。
神婆动如飘风，飞身扑击而至，十指如钩，透射出一股森冷之气，让人不寒而栗。
“老妖妇。”
明钦听她打断自己对江水竭的暗示，催促他离开，就知道神婆极怕假面被揭破，当然也不会放他安然离开。
耳听得风声响动，他也不回头观看，掌心金光暴涨，掣出雷武瓮金椎来，轰然一声挥手砸落。
气劲交撞，顿觉得一阵气血翻涌，明钦连退数步，神婆只身形稍晃，面目越发狰狞，可见她果然修为强横，没有獬豸铠的助力，单以功力而论，明钦着实逊色许多。
“螳臂当车。”神婆不屑地盯了他一眼，恶狠狠地道：“你竟敢来我上邪教坛撒野，今天让你插翅难飞。”
明钦想到五虎神铠中还有一件驺虞铠，驺虞是举世闻名的仁兽，据说他不践生草，不食活物，代表为将之道中仁的品质。
孔子特别推崇‘仁’的品质，在他心中能达到仁的要求的屈指可数。就连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只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弟子就更加不如了。
俗话说，‘慈不掌兵’，驺虞这样的仁兽而能成为统兵大将可说是很稀奇的事。春秋五霸中的宋襄公是一个希慕仁政的君主，和楚国那样的大国交战的时候还坚持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结果一败涂地，为后人所耻笑。
平心而论，宋襄公确实比一些诡诈无信的政客好许多。但司马子鱼评价他不懂兵事，可说是十分中肯。（未完待续。）
第569章 仁将（）
‘仁’是孔子极力称道的一种品质，门人弟子向他请教的很多，孔子的回答往往比较具体，然而若不能闻一知十，举一反三，便难以体会其丰富的内涵。
郑玄解释说，‘人相偶谓仁’。仁就人与人相处的方式。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世间的情形往往如此，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长此下去，自然戾气充塞，酿成大的灾祸。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儒家的主张便是重农抑商，抑制豪强，振恤贫穷，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是所谓的仁政。
孟子更自信实行仁政能无敌于天下，可惜孔、孟周游列国，无人能够采用他们的主张，这就让人心生疑问，仁政有这么好的效力，为什么列国君王不能采用，难道就没有一个贤明的吗？
孟子强调义利之辩，动则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宋儒自以为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也特别喜欢分辨王霸、义利的差别。
事实上义、利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两种东西，只不过是一种是天下公利，长远利益，一种是个人私利，眼前利益。倘若‘仁义’完全没有利益可言，谁还愿意从事呢？
只不过‘仁义’是公利、远利，自然会遭到一些只讲私利、近利的人反对，世间美善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往往都是一些卑污下作的人为了维护个人或团体的私利百般阻挠的缘故。
仁义利在天下，然而和君王个人的私欲享乐却格格不入，除了传说中的尧、舜似乎没有多少君主有这么好的情操，能够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诸葛亮治蜀，用心平而劝戒明很有‘仁政’的神髓，但是也难以逃脱人亡政息的命运。
后儒辨别王道、霸道，多认为王道用礼，霸道用刑，诸葛亮刑政严峻便不免任法之讥。
其实礼和法都是狭义、广义的分别。狭义的礼指的是繁文缛节，狭义的法指的是刑律规条。广义的礼则指典章制度，广义的法指纪纲法度。
荀卿是先秦大儒，精通礼制，但他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法家人物。
随着生口的增多，政治组织逐渐严密，单纯的礼不足以厉行约束，春秋晚期各国纷纷制定刑书、刑鼎，用刑律来弥补礼俗的不足也是势所必然的事。
这也是孟子说文王以七十里行仁政最终成为天下共主，在战国行不通的原因。文王的时候政治组织比较松散，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文王行仁政自然可以招致许多百姓。像姜太公、伯夷、叔齐都是听说文王善养老而去投奔的。
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争城夺地十分激烈，哪里还会任由百姓自由迁徙，像滕国那样的小国，虽然想有所作为，也有心无力。
仙界的法律有民事、刑事之分，民事可说是礼的范畴，刑事则是刑法的范围。可见礼和刑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孔子虽然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太史公也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但礼主要是一种教化作用，当社会情形日益败坏，礼的作用也会越来越薄弱。有道是‘乱世用重典’，真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但是社会的祸患并非一朝一夕而成，除了少数感觉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形的。真到了天下大乱，再如梦初醒去用重典，可就太迟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的节序。春气发育，秋气肃杀，本是自然的现象，岂能强分善恶？前儒将礼教归于王道，刑法归于霸道，加以轩轾，实在不算高明。宋朝积贫积弱，穷促东南，而不敢道一‘利’字，国破地削，终至于神州陆沉，成亘古未有之惨祸，这岂是王道仁政该有的效用吗？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是儒家的根本观念，这和管仲的富国、商鞅的尊君绝不相同。是以诸葛亮任法无损其为仁政，因为他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
至于礼、刑的运用则取决于时势，遭逢乱世而坚持王道仁政恐怕就不免像孟子那样到处碰壁了。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还需要仁的品质，可见‘仁’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味平和了事的。刑法是用来裁制罪恶的，王道倘若刑措不用，那是对罪恶宽仁，何以保民呢？
古代遇有新皇登基或重大庆典，往往实行大赦，以此搏一个宽仁的美名。就连颇知政理的唐太宗也未能免此。相传他将罪犯赦归，约定期限让这些人回来伏法，结果罪犯个个遵守约定，太宗龙颜大悦，将他们全都赦免了。
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曾说，‘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太宗此举真是将魏征的谏言丢在脑后了。
大赦之举无疑是对律法的轻亵，没有丝毫可取之处。赦免恶人，就是谋害善人，天下百姓又何能欢欣鼓舞、与君同乐呢？
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可以算作‘仁’了。反之，则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能算魔将而非仁将。
兵争之中，有侵略、有自卫。侵略是以掠夺残杀为目的的，自卫则以保民为职事，诚所谓不得已而用之，确乎称得上一个‘仁’字。
战必求胜，战胜的手段就无所谓正邪了。
孙子《用间篇》说，‘兴师十万，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这样看来，宋襄公不但不懂兵事，而且不知仁政的根本，真可说是迂阔太甚了。（未完待续。）
第570章 驺牙神铠（）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向背在战争中往往有很重要的作用。所谓兵败如山倒，相反，胜利的自然是气贯长虹，势如破竹了。
在孟子的设想中，行仁政的人能营造良好的声誉，获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这虽然在战祸频仍的战国难以实现，后世实行宽平之政，还是造就了一些治世。
之所以不尽理想，似乎得不到孔、孟仁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广土众民，行政效率比较低下，时间一长，积弊丛生，又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在诸夏拥有良好的声誉还是至关重要的。之前齐桓王‘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霸王。宋襄公想要承继他的事业，而宋国又比较弱小，想用一些政治原则博取一个好的名声，也无可厚非。
不过在战场上用宽仁的态度实在是很危险的事，况且楚国在当时还是蛮夷之国，僭号称王，不能衡之以诸夏的公理。
孟子虽然说，‘春秋无义战’。实际春秋时的战争还多是‘堂堂之阵，正正之师’，没有那么多诡诈之道。这是因为春秋的主要国家大多文化相同，称作‘诸夏’。夏来自于夏禹的国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