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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①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摆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石子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位二十年前他在抗战学院教过的女学生来到他的房间。女学生很关心老师的养病生活，看见他房间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他养海葵花。女学生也是来养病的，住二楼，很喜欢海葵花，房间里正饲养着两缸。
女学生借了铁钩水桶，带着老师到退潮后的海边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伤。回来，她把孙犁室内窗台上的鱼缸——那里泡着孙犁最得意的石子——取下来，倒出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然后，坐下来，高兴地问老师：“你喜爱这种东西吗？”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时间太长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很多，他的确不记得了。岁月已经把她推向中年。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她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样子像外国的贵妇人，哪里去寻找当年抗战时那个单纯、热情的小姑娘的影子？
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自得。对此，孙犁不免有些感想：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②
疗养院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都是山东人，朴实，热情，照顾病人很周到。因孙犁初来时是重病号，家属来看他，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他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很高兴。冬天，妻子又来看他，他们就搬来一张床，把病房变成“洞房”，还照顾妻子和他一同吃饭。于是，这位农村妇女，也算见了世面，不仅大开洋荤，还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孙犁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插播”的故事
正在这时，在孙犁的感情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在他的疗养过程中，算是一个插曲。
且说青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姑娘，她们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吃的、看的、接触的，都是农村没有的新东西。来疗养的，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照样出出进进，走走跳跳。疗养生活，说来好听，其实也很单调、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