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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道是勒令马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牛鬼蛇神”“帮忙”，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逼命的了，妻子又出了件岔子：她怕再抄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道，全给倒出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他们在多伦道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子里的东西，胡乱搬些家具、衣物，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点才到了那里。进了房子，有人正在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洞。而且，没有等他们把东西安置一下，就把屋里唯一的小灯泡摘走了。他们来得急惶惶的，没有带灯泡来。
妻子伤心了，凑在孙犁耳边问：“人家为什么要在墙上凿个洞呢？”
“那是要监视我，不然，你还不相信呢。”他说。
这回她相信了，至少在今天夜里，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落入黑暗里，除了那个阴森森的洞，露出一点幽幽的光——只是连这点光，也更证明着她确确实实是生活在黑暗里。
一卡车的家当，小屋里摆不下的，全堆在院里，任人偷窃践踏。她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她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就是在白天，眼前也难免阵阵发黑。
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老实说，对于妻子的去世，孙犁精神上有所准备。即使这样，他的悲痛仍是难言的，虽然他当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请两个老朋友帮忙，草草办了丧事。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成为隔世之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尤其在静下来的时候，如烟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就像一记记有形的鞭子似的，在他眼前晃动着，在他的心上抽打着。许多令人留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竟是当它们失去时才知道怀念它、珍惜它。尽管在当时的劫难中，他说自己已经“心如木石”，但是，当受到这一失去亲人的打击后，那颗心又被重新“激活”，又能感觉到过去和当前的一切人间的炎凉了。
确切些说，他的悲伤，不是一次闪电的袭击，而是一种持续而深沉的哀痛。
在妻子故去五年之后，即1975年4月14日，他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①同年12月30日，他又在另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②
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悼亡后的幻觉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了。
渐渐地，处境也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住所，又给他加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些。特别是，陆续发还了一些书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书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
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按照乡俗——亲不亲，故乡人，孙犁递过去表示友好的橄榄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冷冷地说。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孙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还是张同志机灵，她抓起了手摇电话机。他们来时，带了老朋友给县领导的介绍信。电话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们终于住下来。
因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县长接见他们，答应安排张的工作。
办完了该办的事，孙犁带张同志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碑。费了好大劲，才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而且只残留一座主碑，别的都埋在泥里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沧桑，人物皆非；但仍指着主碑正面的“英风永续”四个大字，对张介绍说，是当年县委书记让他写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张好像没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紧时间，快回东辽城去。
后来，张同志并没有到安平县去工作，报社帮助她在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安排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是读读他的《幻觉》①吧，虽然这又是一篇“芸斋小说”。
他似乎部分地采用了《红楼梦》的笔意，所谓“幻觉”，是说他也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也就是在幻觉中，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走进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他据实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