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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的谈话不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晚华老不荒
读者一定都还记得，本书开头介绍的那个“幼年OE肚印钡孩子。这个孩子究竟能长到多大、长成什么样子，连孩子的父母都未必能说清楚。
现在，他早已阅历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回首往事，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九死余生”——有时为敌人驱赶；有时为自己人驱赶；有时为病魔驱赶；有时是心灰意冷——自我驱赶……总之，他曾多次跌入死神的怀抱，而每一次又都被它推开了。
单说他那身体，这一生也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我们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光有文字可查的，他就多次说到自己的病或健康状况：
1975年4月14日记：“晨起扫除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吴大夫给药。”①
1980年8月29日致铁凝信②：“我的病，是严重晕眩，已查过，心脏及血压正常，尚需查脑血流及骨质增生两项，因天热，我尚未去查。现已不大晕，但时有不稳定之感，写作已完全停止……”
1983年8月17日记：“去年秋天，北京来信，要我为一家报纸，写一篇介绍中国农村妇女的文章。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区。采访完毕，下了大雨，汽车不通了。我一打听，那里距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背上书包就走了。过去，每天走上八九十里，对我是平常的事。谁知走了不到二十里，腿就不好使起来，像要跳舞。我以为是饿了，坐在路旁，吃了两口郊区老乡送给我的新玉米面饼子，还是不顶事。勉强走到市区，雇了一辆三轮，才回到了家。”③1986年12月17日致关国栋信①：“弟年老多病，脑血管疾病严重，不能出门，近些年囿于庭院，哪里也没有去过……”
另外，他还多次说到自己好做梦，而且经常是噩梦，“行将已矣”，“大限之期”将要来临，等等。
老年人的话，自然不是说着玩的；但我们看到，就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1976年12月算起吧），却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出版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么多集子，这本身就证明，他仍是文学园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耕耘者。说起来多么有意思：谁会想到，这个至今仍是那么强有力的耕耘者，会是那个“幼年OE肚印钡暮⒆幽兀炕故撬臻档煤茫“世有OE顿倏迹嘤凶呈⒍┩觥！雹谔斓啦徊猓撕跎髟铡古语说：“人之有生，唯精与神；精神不蔽，身体常春。”“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这几条说的，孙犁全占了。再则，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与写作共存的。对他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他说他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获长生。那么，他信什么呢？除了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诗人张志民送给他自己家乡深山出产的两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欢，常拿在手心里把玩）和养养花之外，那就是写作了吧？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