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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现在革命没有了，连共产党也都不叫革命党了，我真想像不出，你如果生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这个革命者能干些什么？他好像是若有所思，他说：“我可以当个教员，当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一生都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
父亲的生命之路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太自尊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所谓典型，就是有着不同于众的特有的军人姿态和军人气度，在众多的人群中，一眼就能把你和老百姓分辨出来。他腰杆笔直，站立时从不插手或背手；坐着时身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除睡觉，决不沾床；衣着简朴无修饰，但却整齐利落。言必信、信必果，承诺的事必须做到。对强者刚硬，对弱者体恤，危难时总有军人站出来。过去我当兵时也还是这样，一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养成教育，按军人特有的习惯，站立、走路、睡觉、着装、讲话，以至一切言行举止。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军队就要求他们，在任何场合，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自爱、自律。当然，现在标准不同了，不再强调从行为上到内在修养的自我约束。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精力便耗尽了。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了。人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其实，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哟！他会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谈到一本书，我说，我先翻翻。他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望他时，因为怕孩子哭闹打扰他休息，妻子买了包糖豆让孩子捏着。这个爷爷看见他孙子时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从小就不教好。记住，要斗私！”这种严厉，对比他对我妹妹的疼爱甚至溺爱，我有时也会忿忿。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甚至家里的车我都不坐，再远再急，也是自己去想办法。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有一年春节，他爬上6楼，来到了我那个50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一家三口欢度节日。后来我分到了90平方米的房子，又是春节，他爬上了4楼，他和我妈妈商量：“他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今年春节，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过了？”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当我因为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而被冤屈挨整时，他找了许多哲学书籍寄给我，相关的页面上都加注了眉批，看得出，他的揪心和为我下的工夫。
应该承认，父亲的严厉会使我产生和他的距离感，每每想起总有一份说不清的隐隐的沉重。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萌生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有个名叫周立人的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半年，后来这位老同志从溧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每年入秋都给我家送一篓子螃蟹。他去世前，没有留下别的话，只是叮嘱家人亲友，记住，每年都要代我给爱萍首长送螃蟹。他对我父亲的真挚情感让人唏嘘不止，其实我父亲并没有特别关照过他。当我动情地将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时，这个新时代的小伙子竟说：“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折服的是我的爷爷。敬仰和爱戴他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给过他们什么利益，而是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他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安排工作，父亲说，你当领导不行，在我身边待长了，脱离实际，下基层去，好好补上这一课。这个同志很伤心，他说，我吐出的是血，可首长只看成是口红水……周围人也有说闲话的，无非是别人家首长安排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怎样，怎样。我们听到后很尴尬，但谁也不敢告诉父亲。几年后，这位同志成了一个单位的领导，我去看他，他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衡量他，不能用我们这些俗人的标准。他是我一生最敬仰的人。”
父亲退休后，1993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组织上决定任命我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我考虑再三，给上级写了报告：“……根据军官服役条令，我为国家服役已满三十年，我请求退出现役。”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这支军队，从普通士兵，直至军委领导人，他们都融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军队更熟悉、更让我留恋的了，但人生似乎还有更值得我去追求和珍惜的东西。军委首长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们的子弟在部队的不少，但像张胜这样从一个兵当起的，怕也是不多的。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树的，这次是重用……他执意要走，老首长知道吗？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回答的还是他在我参军时说的那句话：“人各有志，随他吧。”
事后，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不会饿饭吧？”
美国影片《兄弟连》里有这样一段对白：Iremembermygrandsonaskedmetheotherday，hesaid：“Grandpa，wereyouaherointhegreatwar﹖”
“No，”Ireplied，“ButIservedinapanyofheroes．”
（有一天我的小孙子问我：“爷爷，你是大战中的英雄吗？”我回答：“不……但我与英雄一同服役。”）
被人格魅力所征服的影响将是永恒的。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赋有使命的。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哪一颗星会是他呢？我相信，这一代英雄，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曾经下界来，按毛泽东说的：“普度众生”。现在，他们要回归了……
我问他想听点什么，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表情。旁边的护士说，随便放点音乐吧，挑点他平时爱听的。我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盒《长征组歌》，音乐在病床前回荡：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父亲睁开了眼睛，我看见，一道光亮从他迷蒙的眼里透出，他听见了！
我记得和父亲改一篇文章，原稿中有一个词是“老红军”。我说，红军就是红军，干吗要加个“老”字？父亲说，有没有这个“老”字，可是不一样了。过去组织部门有过规定，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的都算是红军干部。但只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才能称“老红军”。
父亲说：“长征，开始不叫长征。五次围剿敌人是慢慢包围主义，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于是提出集中主力，突出敌人的堡垒圈，在外围作战，再打回来。当时我写过《外线打敌人》，登载在中革军委办的《革命与战争》上。原打算去湘赣地区同2、6军团汇合打回来，但湘江一战，遭到大失败，只好转道广西、贵州……刘少奇是军团政治部主任，下来了解情况，问部队有什么想法，我说就是一个：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又问我的想法，我说同样，不知道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说：你向部队解释，我们是要找一个能建根据地的地方……彭雪枫比我成熟，考虑得多些，他常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到哪里去呢？我说，管他呢，往前走吧……”
父亲说萧克曾经告诉他，说一个出身于英国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阴差阳错地和他们红6军团在长征路上走了18个月。我找来薄复礼的回忆，他写道：他们正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今天，长征已经成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缅怀它，重走长征路，试图领悟它的意义。父亲有他独特的理解视角：没有具体的目标，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这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怀有理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