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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闹市的人，很少能有机会去感受这样无边的静寂。海风卷起海浪的声响，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警醒，海浪拍打岛岸的力量，也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心悸。天低浪高，脚下的小岛似乎就要被海浪和天空击碎了、吞噬了。
正由于它远离人世，当年的战场遗迹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残破的工事里，人工凿成的枪眼依旧完好，可远眺大陆，近览海滩。当年这里曾有多少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登陆上来的战士们，从水际到工事的崖壁，这几百米的海滩上曾有过多少消失了的生命。洞壁已烧得焦黑，这是当年我军为消灭洞中顽抗之敌，以火焰喷射器射杀所致。血腥味、焦糊味，仿佛至今还夹着海水的盐腥气在这座小岛上弥散。
一江山作战中牺牲烈士们的遗骨都埋在台州市中心的凤凰岭上。台州人民是深情的，当年选择在这里修建纪念塔，就是为了让来自异乡的英灵们，可以东眺大海中燃烧的岛，西望祖国内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在纪念馆环形大厅的墙壁上，一层一层一层，镶嵌着烈士们的遗像，镌刻着他们的姓名。照片和姓名层层叠加，一直镶到拱形的屋顶。
无数的英灵包围着你、俯瞰着你。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那样年轻，好像还只是个孩子，他们看我的眼睛是那样清纯，那样的稚嫩，一双一双，默默地望着我这个前线总指挥的儿子。他们生命的音符永远停留在半个世纪之前了。
也有没有照片的，只留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来去的是这样匆忙，他们不想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容。
我默默地悼念，我要对他们说：我受父亲之托看望你们来了。我感到了彻骨的哀痛。
这场战争早已离父亲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鲜活的东西变成了模糊的影像，父亲已是一个高龄的老人了。2000年的一天，一位当年一江山岛的战斗英雄——一个人消灭了9个敌人的老战士，代表600多名参加过一江山岛作战的现在还健在的老兵们来看望父亲了。他叫王必和。将军和士兵拥抱在一起，王必和老人在他的司令员肩膀上禁不住大放悲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父亲眼里也含着泪花，他拍着拥抱着他的老兵说：“牺牲了多少同志啊……”
这或许就是战争幸存者的情感吧。
2 华东军区的心腹之患
1952年初，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打来电话，叫我父亲立即赶赴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报到。何以如此紧急？
原来军委的命令到了，任命我父亲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这期间，华东军区的人事有所调整。副司令粟裕不久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原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总参任作战部长。父亲回忆说：“当时司令员、政委（注：指陈毅和饶漱石）都在上海主持华东局的工作。陈老总要求我立即到军区报到，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他说，政治部那边由唐亮（注：唐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事工作，就由你负责。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了，都不干，谁干？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具体工作我来做，重大事情，我搞好设想后，到上海向你汇报。他说，这还差不多！他其实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我的，我绝不插手。位置再高，权力再大，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他野战军和军区也有类似情况，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计民生的事情包罗万象，当时凡是兼中央局职务的野战军第一把手，主要精力大都放在地方上了。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指挥体制，参谋长不只是司令部首长，也是部队首长。苏军这方面就更绝对了，副司令管兵种、后勤，司令员下面是参谋长主事，计划、组织、实施全盘工作都掌握在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是个大管家。这和公司里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有些相仿。这套办法，效率高，但也容易形成独断，党指挥不了枪那还行？于是，又强调集体领导，常委决策。不过在军队中，尤其在军事干部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从父亲那里感觉得出，他，还有粟裕都是挺欣赏这套的，以后粟裕挨整，好像多少和这有些关系。
父亲说，他一到华东军区就任，就感到“作战问题极为严峻”。
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除华东外，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管辖地域与中央局是一致的。华东军区当时管辖的范围比后来的大军区要大很多，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南京、福州、济南三个大军区，只是江西和河南不包括在内。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而正面又过于宽大，囊括的主要作战方向太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布势缺乏韧性和弹性。1955年以后，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将山东和山东驻军划归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江西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再后来，南京军区一分为二，在福建、江西两省设立了福州军区。这都是后话了。
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自全国解放以后，到60年代中苏交恶，华东战区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尤其是东南沿海靠近台湾海峡的浙江和福建，素被称之为对敌斗争的前线。
丢掉大陆后，老蒋蜗居台湾。他不是个偏安苟且之人，发愤雪耻，收编残部，整练新军，挑唆国际社会干预，坐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卷土重来。作为败军之将，这样做倒也无可非议，还算是条汉子。只是他一口恶气在胸，又无处发泄，处心积虑，不免做出了许多下作之事来。
他的空军，仅1950年，就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都难遭幸免。狂轰滥炸，炸的都是平民，仅对上海，一次就毁掉4家电厂，死伤居民1352人。对比解放军攻打上海不用重火器，对古都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和谈，人心向背，顺理成章。
国土防空问题第一次提上了日程，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了。1953年1月，当彭德怀站在上海地标型建筑物——国际饭店顶层俯瞰全上海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如此稠密，遭到空袭可怎么是好喔！”陪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兵司令郭化若说：“第一次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埔码头上的舰船26艘。第二次17架，死伤群众10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是多少？上千亿不止！”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福州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有位记者在通讯里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盘”。一次空袭，就是一场大火。
华东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商贸往来发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海匪。古往今来，海匪盘踞岛屿，专以抢掠为生。以至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学者们把它上升为华东沿海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陆解放后，许多恶霸、散兵游勇、土匪惯犯逃匿海岛，海匪人数激增。蒋介石是个曹操式的人物，“宁可我负天下人！”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国民党逃台后，又专事对海匪进行编组、授衔、训练、改装，演练与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他们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海盗式的抢掠，或在边远偏僻之地空降袭扰。你想，这帮人抢滩上陆后，还能有好的吗？一无例外的是炸桥梁，毁公路，烧粮库，抓捕青壮男女。在海上则是劫持勒索过往船只，尤其是对国际商船，行绑架劫持之恶。
政权初建，华东正面海岸线长达几千公里，从山东到闽粤交界，沿海防务体系又极不完善，国民党海空军，这种抓一把就跑的偷袭方式，屡屡得手。
就在父亲到任的前几天，1952年1月28日，住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州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这只是在福建沿海。在浙江当面，3月28日，国民党“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近千人，由头门山出发，对我白沙岛、穿礁岛、达岛守备部队发动攻击。
不久，英国商船被劫，船长罗伯特·亚当斯被打死；后又发生了将波兰商船“布拉卡号”劫持到台湾的事件，以及劫持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的事件。周恩来又一次找我父亲，在电话里大为光火。
其实，以民用设施为目标，以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为人质，制造一系列国际事端，这种战术上暂时的得手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军队联合匪恶，政府和帮会勾结，武装教唆一批人渣，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妖魔化，遭到国人唾弃，致使尚存幻想的人们更加拥戴新政权。联系到北伐、抗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短视和功利心态又一次表现出来。
当时到底有多少次形形色色的袭扰和破坏，父亲已经无法记清了。《第三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至1952年间，福建的平和、南靖、晋江、惠安、莆田、漳州、福鼎；浙江的温岭、黄岩、玉环、洞头、象山、乐清、临海；山东的胶南，都曾有国民党军登陆袭扰，少则近百，多则千余人，近万人。”（注：《第三野战军战史》399页）
仗有时是很激烈的。
1952年6月10日，国民党军1200余人，向我驻守在黄礁岛的21军62师186团9连发动突袭。双方争夺数十次，岛上制高点和海岸炮阵地一度被敌攻克，9连扼守要点，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这一仗消灭敌300余人。
10月8日，温州以北，公安军的防区。国民党军1200人秘密设伏于鸡冠山岛、洋屿岛，先以一部兵力在玉环寨头地区登陆袭扰，诱使我军出击。公安17师50团的两个连登上鸡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