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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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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

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

5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

“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监护审察,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25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5年的关押还不够。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1976年4月21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

1977年10月27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

第九章 艰难的航天之路

杨利伟,一飞圆了千年梦。一时间,中国的航天之路,和由此相伴而生的中国的航天精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之路?它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哪些不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的我父亲的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佐证。

1 召回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9个年头,但是这场运动离所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却遥遥无期。

父亲是在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的。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扶住墙才能勉强移动,断裂层面的相互摩擦,致使创伤急剧恶化。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因为这时已经可以探视了,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创伤面愈合后,里面锔的钉子松动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光明的到来总会是一波三折的。1972年11月27日,我正在车间干活,一早接到专案组安宏生同志电话,说你们家里快来人吧,你父亲不行了!当我们赶到时已是午后,父亲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我妈妈说,这就蹊跷了,你爸爸体质虚弱不假,但何以突然就濒临死亡的边缘呢?经她与301医院外科主任李蓝丁分析,疑是中毒,于是立即停用并封存一切药物。

据保留下来的当时病历记载:“11月26日晚9:30出现疼痛、面红、烦躁……所答非所问、谵妄状态……经黄克维、汤洪川、陈树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60~70粒。……11月27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301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扞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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