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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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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敢依实照办。过了一会儿,打发二姐去请姑母,而二姐带回来的话是:“我说不必等我,就不必等我!”典礼这才开始。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小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隙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褡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父亲的高兴是不难想象的。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眼,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活许久。第二个是母亲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到门外去叫:“黑小子、白小子,上炕吃饺子!”那么叫来的自小子。可是这么来历不凡的白小子也没有吃过多少回饺子便“回去”了,原因不明,而确系事实。后来,我每逢不好好地睡觉,母亲就给我讲怎么到门外叫黑小子、白小子的经过,我便赶紧蒙起头来,假装睡去,唯恐叫黑、白二小子看见!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
虽然大姐没有来,小六儿没吃上饭,和姑母既没给我“添盆”,反倒赢了好几吊钱,都是美中不足,可是整个的看来,我的洗三典礼还算过得去,既没有人挑眼,也没有喝醉了吵架的——十分感谢二哥和他的“水酒”!假若一定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入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子。
老王掌柜是胶东人,从八九岁就来京学习收拾猪蹄与填鸭子等技术。到我洗三的时候,他已在北京过了六十年,并且一步一步地由小力笨升为大徒弟,一直升到跑外的掌柜。他从庆祝了自己的三十而立的诞辰起,就想自己去开个小肉铺,独力经营,大展经纶。可是,他仔细观察,后起的小肉铺总是时开时闭,站不住脚。就连他的东家们也把便宜坊的雅座撤销,不再附带卖酒饭与烤鸭。他注意到,老主顾们,特别是旗人,越来买肉越少,而肉案子上切肉的技术不能不有所革新——须把生肉切得片儿大而极薄极薄,象纸那么薄,以便看起来块儿不小而分量很轻,因为买主儿多半是每次只买一二百钱的(北京是以十个大钱当作一吊的,一百钱实在是一个大钱)。
老王掌柜常常用他的胶东化的京腔,激愤而缠绵地说:钱都上哪儿气(去)了?上哪儿气了!
那年月,象王掌柜这样的人,还不敢乱穿衣裳。直到他庆贺华甲之喜的时节,他才买了件缎子面的二茬儿羊皮袍,可是每逢穿出来,上面还罩上浆洗之后象铁板那么硬的土蓝布大衫。他喜爱这种土蓝布。可是,一来二去,这种布几乎找不到了。他得穿那刷刷乱响的竹布。乍一穿起这有声有色的竹布衫,连家犬带野狗都一致汪汪地向他抗议。后来,全北京的老少男女都穿起这种洋布,而且差不多把竹布衫视为便礼服,家犬、野狗才也逐渐习惯下来,不再乱叫了。
老王掌柜在提着钱口袋去要账的时候,留神观看,哼,大街上新开的铺子差不多都有个“洋”字,洋货店,洋烟店等等。就是那小杂货铺也有洋纸洋油出售,连向来带卖化妆品,而且自造鹅胰宫皂的古色古香的香烛店也陈列着洋粉、洋碱,与洋沤子(注:沤子——一种搽脸用的水粉化妆品。)。甚至于串胡同收买破鞋烂纸的妇女们,原来吆喝“换大肥头子儿”,也竟自改为“换洋取灯儿”(注:取灯儿——火柴。)!
一听见“换洋取灯儿”的呼声,老王掌柜便用力敲击自己的火镰,燃起老关东烟。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象潮水一般地涌进来,绝对不是他的火镰所能挡住的。他是商人,应当见钱眼开,可是他没法去开一座洋猪肉铺,既卖熏鸡酱肉,也卖洋油洋药!他是商人,应当为东家们赚钱。若是他自己开了买卖,便须为自己赚钱。可是,钱都随着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他怎么办呢?
“钱都上哪儿气了?”似乎已有了答案。他放弃了独力经营肉铺,大发财源的雄心,而越来越恨那个“洋”字。尽管他的布衫是用洋针、洋线、洋布作成的,无可抗拒,可是他并不甘心屈服。他公开地说,他恨那些洋玩艺儿!及至他听到老家胶东闹了教案(注:教案——指十九世纪末,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的情势下,我国人民掀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处是指一八九九年山东人民反对教会、教民的斗争。),洋人与二洋人(注:二洋人——又叫“二毛子”,是对入了“洋教”而又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的蔑称。)骑住了乡亲们的脖子,他就不只恨洋玩艺儿了。
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地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他们来到,他既要作揖,又要请安,结果是发明了一种半揖半安的,独具风格的敬礼。假若他们来买半斤肉,他却亲热地建议:拿只肥母鸡!看他们有点犹疑,他忙补充上:拿吧!先记上账!
赶到他有个头疼脑热,不要说提笼架鸟的男人们来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他们的朋友。虽然在三节(注:三节——五月初五的端阳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和大年三十的除夕。当此三节,债主子们多来讨账。)要账的时候,他还是不大好对付,可是遇到谁家娶亲,或谁家办满月,他只要听到消息,便拿着点东西来致贺。“公是公,私是私”,他对大家交代清楚。他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作朋友。于是,他不但随便去串门儿,跟大家谈心,而且有权拉男女小孩的“骆驼”。在谈心的时候,旗兵们告诉了他,上边怎样克扣军饷,吃空头钱粮,营私舞弊,贪污卖缺。他也说出汉人们所受的委屈,和对洋布与洋人的厌恶。彼此了解了,也就更亲热了。
拿着一对猪蹄子,他来庆祝我的洗三。二哥无论怎么让他,他也不肯进来,理由是:“年底下了,柜上忙!”二哥听到“年底下”,不由地说出来:“今年家家钱紧,您……”王掌柜叹了口气:“钱紧也得要账,公是公,私是私!”说罢,他便匆忙地走开。大概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酱肉味儿吧,我们的大黄狗一直乖乖地把他送到便宜坊门外。

是的,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
不错,在那年月,某些有房产的汉人宁可叫房子空着,也不肯租给满人和回民。可是,来京作生意的山东人、山西人,和一般的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过了我的三天,就该过年。姑母很不高兴。她要买许多东西,而母亲在月子里,不能替她去买。幸而父亲在家,她不好意思翻脸,可是眉毛拧得很紧,腮上也时时抽动那么一下。二姐注意到:火山即快爆发。她赶快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决定:把她调拨给姑母,作采购专员。二姐明知这是最不好当的差事,可是无法推却。
“半斤高醋,到山西铺子去打;别心疼鞋;别到小油盐店去!听见没有?”姑母数了半天,才狠心地把钱交给小力笨兼专员。
醋刚打回来,二姐还没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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