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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但陈一直在广州，于是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力主陈回沪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不久。根据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茅盾为委员。
自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为了招徕名流，让茅盾去设法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此事正中陈独秀下怀。于是，陈独秀定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设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一个工作部。高级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王剑虹、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6人；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为高级班的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教员。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茅盾，又被拉去平民女校教书，一星期去3个晚上。其他，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泽民等都去讲课。此时，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一个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张琴秋也来了上海，进平民女校读书，她在这里与沈泽民相识，后来和沈泽民结婚，成为茅盾的弟媳。
1922年，茅盾讲了半年课后，因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教书了，平民女校的日常工作交给蔡和森和向警予，但由于人少，经费少等原因，平民女校便很快结束了。
恰在这时，国民党打算把上海原东南高等师范改名为上海大学，并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上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于是大量共产党人进入这所学校，并成为这所学校的中坚。如邵力子实际负责，邓中夏负责担任总务长，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后，也被聘来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只有英国文学系何世桢是国民党右派。但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更多，像茅盾、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都去上大任教。此时，茅盾内弟孔令俊从乌镇到上海来，投奔姐姐和姐夫，茅盾见他聪明，思想也很进步，便介绍他进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茅盾一家又多一个革命者。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扩大，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7月8日，上海全体党员开会，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上并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取代原上海地方委员会。
职权除上海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开展工人运动等。会上，对组织也进行调整和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7月9日，执委召开会议，王荷波、罗章龙、彭雪梅也来列席会议，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兼区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全上海分四个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等，林蒸为组长；商务印书馆为第二组，其中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董亦湘为组长；第三组是上海西门，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等。第四组是虹口区，其中有甄南山、王荷波等。因此，投身实际斗争中的茅盾，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而现在连白天都搞政治！
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
第六章文学骁将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椎移，也日愈白炽化。
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