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プ∠衷凇贰ⅰ堆胶笠恢苣辍返任恼拢凇白杂商浮�
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
“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说月报》被毁，就合计办一个《文学》刊物，郑振铎活动能力强，由郑振铎出面，请傅东华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出版，并成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十人编委，即茅盾、郑振铎、鲁迅、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洪深、徐调乎、傅东华。到7月，出版第一期《文学》，立即引起轰动，在上海沸沸扬扬起来，各种带恐吓性的谣言公开在一些刊物上。上海泮公展主办的周刊《微言》首先推出“茅盾被捕说，确否待证”
的消息。过了几天，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的左翼刊物《文艺日报》在7月11日也登了这个消息：
“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氏于6月27日在上海被捕，是否被害尚不明。近日上海作家相继被杀，已成恐怖世界。此种无理陷害已引起一般人之非难。”
当时，茅盾被捕之说是误传，但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倒是事实。因为7月14日伊罗生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登出的当局要暗杀的黑名单上，就有茅盾的名字。不久，国民党对文学实行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责成内务部审查刊物，“须更严密，毋使漏网”。而后又下令禁止出版“反动”书刊等，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相继被捣毁。所以，茅盾在“左联”的活动天地里，面临的还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此时的茅盾，政治上更成熟，而方向也更明确，斗争也更策略，尤其与鲁迅、瞿秋白等思想家在一起，对形势的分析和观察，似乎更准确还在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前，茅盾觉得自己的位置还在文学这个领域，用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小说又必须从生活中提炼，选取素材的，因此只好从自己熟识的生活写起。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8日，茅盾写了中篇小说《路》，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和秋白交谈，秋白对形势的分析，启发了他的思路。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各地红军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胜利，以及七月红军攻入长沙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上海，消息向来灵敏的作家，自己也风闻了，而且秋白也证实了。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茅盾，激起茅盾的创作欲望。
因此，《路》的写作意图，就是想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路》中的主人翁叫火薪传，名字本身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写完《路》，茅盾编了一本集子《宿莽》，书名暗示蒋政权压迫左翼文艺，虽甚残酷，然而左翼文艺必将发皇张大，有如宿莽是冬生不死或遇冬不枯的意思。
写完《路》，茅盾又接着写《三人行》，但《三人行》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它没有达到作家预定的目标，所以当时瞿秋白读了这个《三人行》之后，对茅盾开玩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这话茅盾也认了。
在这期间，茅盾搜集材料，更理性地研究了一些理论和现象，尤其在秋白的建议下，写了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这两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左联”
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茅盾和瞿秋白、鲁迅等一起，在“左联”内刊《文学导报》上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意义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到了1931年10月初，茅盾向冯雪峰提出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事创作，结果，左联没有批准，却同意茅盾请长假，从事创作。至以后来，茅盾依然一如既往地在“左联”中工作，茅盾还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茅盾每月10元。写《子夜》、编《文学》时还支持《北斗》，为“左联”
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一个“左联”带头人。而且，“左联”时期，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多产期。
第十二章都市风景线：《子夜》
还在1930年夏秋的季节里，茅盾搬过几次家，最后住进了静安寺附近愚园路口的庆云里的一个三楼厢房带过街楼，共有三间房子。楼下住的是二房东，茅盾称自己是教书的。而此时，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要茅盾少用眼多休息。茅盾的表叔卢学溥此时也在家里赋闲，他对晚辈茅盾十分赏识，小学时代显示出来的聪慧，就认为自己这个表侄能成大器，曾作“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卢学溥与茅盾谈起往事，还十分得意。另外，此时茅盾虽加入“左联”，但对“左联”的做法、“左联”的左和幼稚，都十分不理解，但又不便反对，只好作逍遥派。因而，这个时候，茅盾有事无事都往卢公馆跑。
卢学溥在沪上作寓公，又有这样有气派的大宅，因而许多同乡故旧人来人往，当中有开工厂的、有卢表叔的银行同僚、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搞投机的，高谈阔论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切齿痛陈有之，窃窃私语有之，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种种内幕。
这些同乡故旧当中，茅盾也大多认识，他们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上的内幕，并不避嫌，都乐意和茅盾谈。这些同乡故旧还热情邀请茅盾去他们那里玩，于是茅盾又有参观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商店的机会。在参观中，茅盾自己也感觉到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灰暗的情绪、不稳定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
他看到证券交易所那“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下跌，对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也带来了兴奋、沮丧。那些兴奋和沮丧的面孔后面，茅盾似乎感觉他们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变幻，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们，而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因此，茅盾在与这些故旧同乡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东西，这些老板们的“悲欢离合”，最为集中表现在交易所这个小天地的大世界里，包括人情世故，也似乎和整个经济相联系。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因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细节，给茅盾心灵十分震撼，金钱让人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
在卢公馆，茅盾听到作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以蛊惑市场，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这又是给茅盾心里一次震撼。因此，茅盾对中国社会现象看得更清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同时，茅盾又从不同渠道，听到工农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对茅盾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自然十分高兴。
在卢公馆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消息，茅盾又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术界人们很热闹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茅盾从自己大量耳濡目染的现实和材料中，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