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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才知道这个杂志出了重庆市就被查扣，无法办下去了。”
“啊，有这等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张道藩故作惊讶，“百闵你知道有这事吗？”
“我也是风闻，似乎社会上传说《文艺阵地》是共产党的刊物，下面一些办事人出于义愤，就乱来了。”刘百闵也顺着张道藩的话说。
张道藩苦笑道：“沈先生你看，真是胡闹，我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沈先生也许不知道，抗战以来，军政警宪，各成系统，我这个管宣传工作的部长想管也管不了啊。不过，近一年来，《文艺阵地》也有点太那个，……。“
“噢，有什么文章不对么？”茅盾听到这里，也故作惊讶，问道。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请吃菜，来来。”刘百闵从边上打圆场。
“哈哈哈，沈先生，我这个人年青时也向往攀登艺术殿堂，后来阴差阳错当上了这个文化宫，实在力不从心。我觉得艺术家的心都是相通的，为求纯正的真善美，就应该摆脱世俗的偏见。”张道藩打个哈哈，话锋一转，又说道。
机敏的茅盾也不转弯抹角，放下筷子，转脸问道：“张先生这话可有所指？”
“只是泛泛而论。”张道藩说道：“不过，沈先生一到重庆就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容易引起误会。”
茅盾笑道：“张先生当然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的老朋友，前几天又是创刊5周年，我能不写文章？”张道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清楚。只是政府这次请先生来重庆，是希望先生多方面地为抗战文化工作做贡献。”
“当然，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的事，我都乐于从命。”茅盾边吃边答道。
“有沈先生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放心了。”张道藩说。
后来，茅盾给由张道藩创办、王进珊主编的《文艺先锋》写了文章；3月18日，又应约到中央文化会堂对张道藩部下作了讲演，题目叫《认识与学习》。后来，又把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给《文艺先锋》连载。
对茅盾的这些“合作”，张道藩当然十分高兴，他对茅盾也十分客气，认为茅盾帮了他的忙，给了他面子。自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那些负责监视茅盾的小特务，见这个架势，看到茅盾，也点头哈腰。但是，令茅盾烦恼的是，因为在表面与张道藩取“合作”态度，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有些闲言碎语。当叶以群提醒茅盾时，一向心中自有主张的茅盾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对以群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要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
叶以群连忙说：“沈先生不必介意，我只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传给先生听听，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气话，其实我与张道藩来往，‘合作’，有一定规矩，心里把握着。”
茅盾停了一下又说。
“其实，我们都清楚的。”叶以群也笑了。的确，茅盾当时采取这种“合作”
态度，事实证明是对的，据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一书披露，1945年6月，萨空了被中统特务绑架囚禁出狱时，中统局长徐恩曾特托人传来话对萨空了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刃划破了他因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运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可见在白色恐怖下，茅盾的做法是对的。
在为《文艺先锋》写完《走上岗位》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的曹靖华找到茅盾，闲谈中把一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给了茅盾，茅盾一看，是一本英文版小说。希望茅盾能翻译出来。当时在进步作家圈内，懂俄文的人不少，翻译苏联小说，一般都从原文翻译，而不是转译。因此，一时茅盾笑而不答，有些踌躇。但曹靖华认为译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中外文修养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茅盾被曹靖华说动了，后来竟一口气把《复仇的火焰》翻译出来。从此，茅盾二度重庆中，又多了一项文学活动，并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为中苏友好作了杰出贡献。
1943年11月光景，曹靖华又约茅盾翻译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后来，在戈宝权的支持下，茅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长篇小说，后来收入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这个译作，茅盾极为满意，因为经过戈宝权的校阅，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茅盾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减轻国民党对茅盾的监视。冷清和寂寞，恐怖和压迫，在唐家沱这个地方，茅盾尚可忍受，有时写作起来，又会忘掉一切，忘掉这令人恐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夫人孔德沚对此难以忍受，加之对一对儿女的思念，她得了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烦躁、心慌，有时又疑神疑鬼，怕每个人都是特务，任凭茅盾怎样安抚，仍无济于事，有时还向茅盾发一些无名火，扰得茅盾十分烦恼。有一次，作家何其芳、沙汀二位四川作家到茅盾家里拜访，茅盾悄悄地对二位客人说：“请你们在外边给孔德沚找个工作来做，工资由我来付给你们，你们转给她。她在家无聊，会疑心所有的人都是特务，精神失常，折腾得我也不安生。”两位客人听得啼笑皆非。
这时，茅盾收到周扬让人捎来的一封信和一摞稿子。打开一看，原来是在延安的青年严文井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周扬的信就是向茅盾推荐这部书稿的。“延安来的稿子”，这对茅盾来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连忙读原稿，觉得这部小说人物描写生动细腻，文字朴素且委婉多姿。于是茅盾一篇推荐文章，以《光影交织下的知识青年——严文井著（一个人的烦恼）序》为题，作了介绍。先发表在《天下文章》第二卷第三期。因为有茅盾的推荐，并且有茅盾的序言，建国书店便欣然接受并出版。
后来，叶以群创办自强出版社，约茅盾主编一套无名作家丛书，名称叫《新绿丛辑》，并且丛书每本书由茅盾写序。于是茅盾又全副心血扑在丛书看稿选稿上面，先后出版了《脱缰的马》和《遥远的爱》、《没有结局的故事》、《小城风月》，茅盾不仅仔细看稿子，而且还写了序言。于是，扶持无名作者，成了茅盾在重庆的又一个贡献。茅盾从唐家沱进城，又从城里返唐家沱，都必须坐船渡江。时间一长，茅盾感触甚多，曾作诗一首：“南腔北调话家常，眉黛唇红斗靓妆。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勾勒了战时的另一面。
1944年早春时节，当时重庆响当当的女企业家胡子婴来到唐家沱茅盾家里，向茅盾请教写小说的方法，说要写一部小说。茅盾夫妇和胡子婴是老朋友，孔德沚认为胡子婴是中国妇女界少有的人杰。听说这位“人杰”要写小说，茅盾夫妇都十分意外。不料胡子婴挺认真他讲了她心中酝酿已久的小说题材，她想把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战中的苦难经历用小说形式写出来。但她不知道该怎样写。于是，茅盾像辅导小学生一样，把写小说的ABC的东西讲了一遍，胡子婴也听得十分认真，又觉得十分新鲜。
后来胡子婴把小说初稿写出来后，被茅盾否定了。胡子婴又推倒重写，从5万字扩大到10万字后，小说基本成功了，茅盾夫人又催促茅盾代为修改定稿。此事，茅盾无奈，只好像改作文卷子一样，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并由茅盾推荐给开明书店出版，书名叫《滩》，胡子婴用了个“宋霖”的笔名。当时胡子婴用这个笔名，据说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
帮助胡子婴改完小说以后，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不少变化，日军作疯狂进攻，重庆这个陪都已是人心惶惶，国民党的一些机关已在作迁都打算。而此时的民主运动却日愈高涨起来，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等312人发表了联合宣言——《文化界时局进言》。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在重庆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蒋介石把梁寒操、张道藩骂了一顿后，追查了这件事，发现这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发起的，更是怒不可遏。于3月30日下午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以后，茅盾等进步文化人的活动更自由、更活跃了。
各种座谈会、集会、讨论会应接不暇。写文章也更显露其战斗力了。其中，抗战胜利前夕，为茅盾庆贺五十大寿的活动，更为热闹和更为有影响。
在此前一二年，中共先后为郭沫若、老舍作寿，庆祝他们创作的光辉历程。当时，中共准备为茅盾作寿和搞庆祝活动。1945年春暖花开时，叶以群又专门向茅盾提出作五十大寿的事。起先茅盾谢绝了叶以群等朋友们的好意，表示自己非常看淡此事。但到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专程到唐家沱来看望茅盾，并专门和茅盾谈五十周岁祝寿和庆贺创作什五周年的活动事宜，并告诉茅盾，这个活动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为个人祝寿，并不是个人的意思，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对中共素来向往和信赖的茅盾一听是中共组织上的意思，点头同意了。
茅盾同意后，次日即在《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又过了几天，筹备会发布了通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