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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左”的影响虽然也影响了文艺界，但文艺界在茅盾等一大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主持下，对外文化交流成就依然辉煌，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每年的纪念规模都很大。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茅盾作为文化行政最高长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三十二章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
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1965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5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5一9月的3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
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6D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