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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中央，垂万代楷模，昭青史。
这首歌颂中共十一大的词，尽管口号多于艺术，但作为一个五四老作家，作为在文革浩劫中被靠边，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共和国第一代高级政府官员来讲，应该说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拥护。而此时，茅盾沈雁冰的名字，常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见诸报端。1977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拨乱反正。文艺界受害最深、最广、也最复杂，对此，茅盾一直是痛心疾首，希望能改变十年浩劫留下的困窘。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欣然参加，并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发言，希望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希望文艺评论方面改变“一言堂”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茅盾的讲话，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会上，马烽同志提了个问题，文革前17年，文艺界究竟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在1977年提出，还有一定风险性，中央还顾不上对文艺界的全部拨乱反正，许多评价、估价，尤其是文革中那套荒谬估价，在人们头脑里还存在着，尽管心中不服，但公开场合，谁也没有来翻文革中定的调子。因此，马烽提出这个问题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向茅盾提出来。当茅盾听清楚是什么问题时，淡淡一笑，毫不犹豫他说：
“17年的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茅盾这个答复，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他用实事求是的勇气，说出了大家想讲又没有讲的话，会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这一年的12月，茅盾故乡桐乡县有两位同志来京布置农业展览，桐乡是个农业先进县，应邀来北京农展馆参展。这两位同志专程拜访茅盾，并给茅盾送上一套家乡桐乡及乌镇的新貌照片，茅盾一边看、一边问，十分高兴。
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离京前，专门向茅盾要求墨宝，留作纪念，茅盾欣然答应，雪后天晴，阳光灿烂时，两首《西江月》怀乡诗在茅盾笔底流出：
西江月。故乡新貌
一
大寨红花开遍，故乡喜沾余妍。
新装改换旧垄阡，县委领导关键。
双季稻香洋溢，五茧蚕忙喧阗。
工农子弟竟攻坚，那怕科技艰险。
二
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往昔风流嗟式微，历史经验记取。
解放花开灿烂，四凶霜冻百卉。
抓纲治国布春晖，又见千红万紫。
茅盾题写给故乡人的诗，并不多见。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故乡的情愫，梦魂牵萦，故乡的一树一木，对晚年茅盾来讲，是极为珍惜的。自从抗战开始后，茅盾远走广州香港，度天山，去苏联，回上海，解放后在北京，都未能回老家乌镇去看看，因此，故乡情，故乡貌，哪怕从照片上，从来人介绍中，也可聊慰老人的恩乡情。
所以，故乡有什么事情，向茅盾求字，求题签等，都尽量满足故乡人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先后为桐乡的《中学生习作选》、《桐乡地理》、《桐乡团讯》、“石门中学”、“乌镇中学”、“乌镇电影院”等题字。
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茅盾以孱弱的身体，为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谬论，不遗余力。在1977年12月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座谈会，茅盾应邀主持和讲话，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说：“四人帮”不承认“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
他及时建议中央，尽快恢复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
并建议《文艺报》及时恢复工作。
许多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也和50年代一样，忙碌起来。1978年2月，茅盾出席全国政协会议，28日又出席“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3月9日，茅盾又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见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事关思想解放，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茅盾积极参与，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推进文艺界拨乱反正。他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茅盾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同年12月5日作了转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清理了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茅盾为之兴奋和鼓舞。1979年3月26日，以茅盾为评委主任的全0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召开，茅盾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兴奋，他发奖，发言，始终漾溢着内心的喜悦。他说：“得奖的25位同志中，有老年的、中年的，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写作的，是新生力量。”说到这里，茅盾停了一下，又提高声音说：
“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这时，在茅盾身边主持会议的诗人李季插话说：“也产生未来的茅盾。”霎时，响起一阵热烈、兴奋的掌声。茅盾微微一笑，接着李季的话说：“李季同志把我拉上来，实际上我是不足道的，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们应该向鲁迅、郭沫若学习。”
茅盾的谦虚，令在场的文艺界朋友为之动容。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时，茅盾给林默涵同志写信，要求采取措施，尽快解放老作家老艺人。后来，这封信转送给胡耀邦同志后，中组部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筹备委员会推定茅盾作大会开幕词，秘书处拟个开幕词稿本，26日那天专程送给茅盾审阅。茅盾接过秘书处起草的开幕词，翻了一遍，对来人说：“噢，有4000字，太长了，1000多字就可以了，有些问题，别的报告里要讲到的”。
送稿子的人刚想说什么，茅盾又说：“这么吧，稿子留下，我再看看。明天来拿稿子吧。”第二天，茅盾把稿子改好，压缩到千把字左右，他对来取稿的秘书处的同志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朴、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10月30日，83岁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上作开幕词，之后又作了“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发言，进一步表露了老一辈作家的心声。
宽松的政治环境，茅盾不顾自己年迈和体衰，关心国家，关心儿童，也关心大陆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他接见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并合影留念。
1980年春节，茅盾原来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的座谈会，他们邀请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老编辑，举行座谈。会上，茅盾呼吁“应该与台湾学人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茅盾的呼吁在港台引起反响，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题为《国共两党合作研究》的文章，响应茅盾的呼吁。
中国红学会理事会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呼吁通过红学研究，沟通两岸交往。
春天又来了，春风骀荡。
茅盾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文学责任心，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依然是那样，迎着春天，焕发着春天的活力，写文章，会客人。在中国文坛上，荒废得太多了，而这春天般的舒畅，又来得太迟了。一股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时牵挂在这位80多高龄的五四老人心头，这，就是回忆录的写作。
茅盾要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人事，以及亲身经历，吐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读者。
第三十四章回忆录巨著的诞生
还在70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20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20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
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