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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在秋天到彼得堡来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是真病了，或者仅仅是她的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护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之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①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在怂恿她、说服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①高加索一带时兴用马奶酒治疗肺结核。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难看。她抱住娜佳，脸挨着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宝贝儿，”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地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往日的生活一去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证据－－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丽，树木葱笼，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的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清楚。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可是现在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一走。
“滴笃，滴笃……”更夫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生活在意识中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一无所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为茶炊忙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父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在祖母的家里，一切都由她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着篱笆，哄笑着逗她： “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周。她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内心充满了近似确信的预感，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没有意思，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凤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地、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一九０三年十二月
34 演说家
34 演说家
一天早上，八等文官基里尔·伊凡诺维奇·瓦维洛诺夫下葬。他死于俄国广为流行的两种疾病：老婆太凶和酒精中毒。在送殡行列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死者的一名同事，有位姓波普拉夫斯基的人，坐上出租马车，去找他的朋友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扎波伊金此人虽说年轻，但已相当有名气了。这个扎波伊金，诚如许多读者知道的那样，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擅长在婚礼上，葬礼上，各种各样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即席演说。他任何时候都能开讲：半睡不醒也行，饿着肚子也行，烂醉如泥也行，发着高烧也行。他的演说，好似排水管里的水，流畅、平稳、源源不断。在他演说家的字典里，那些热情似火的词汇，远比随便哪家小饭馆里的蟑螂要多。他总是讲得娓娓动听，长而又长，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商人家的喜庆上，为了让他闭嘴，不得不求助于警察的干预。
“我呀，朋友，找你来了！”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开始说，“你快穿上衣服，跟我走。我们有个同事死了，这会儿正打发他去另一个世界，所以，朋友，在告别之际总得扯些废话……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要是死个把小人物，我们也不会来麻烦你，可要知道这人是秘书……某种意义上说，是办公厅的台柱子。给这么一个大人物举行葬礼，没人致辞是不行的。”
“啊，秘书！”扎波伊金打了个哈欠，“是那个酒鬼吧？”
“没错，就是那个酒鬼。这回有煎饼招待，还有各色冷盘……你还会领到一笔车马费。走吧，亲爱的！到了那边的墓地上，你就天花乱坠地吹他一通，讲得比西塞罗①还西塞罗，到时我们就千恩万谢啦。”
①西塞罗（前一０六一前四三），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
扎波伊金欣然同意。他把头发弄乱，装出一脸的悲伤，跟波普拉夫斯基一起走到了街上。
“我知道你们那个秘书，”他说着坐上出租马车，“诡计多端，老奸巨滑，但愿他升天，这种人可少见。”
“得了，格利沙①，骂死人可不妥啊。”
①格里戈里的小名。
“那当然。对死者要么三减（缄）其口，要么大唱赞歌。②不过他毕竟是个骗子。”
②原文为拉丁文，但他说错了。
两位朋友赶上了送殡的行列，就跟在后面。灵枢抬得很慢，所以在到达墓地之前，他们居然来得及三次拐进小酒馆，为超度亡灵喝上一小杯。
在墓地上做了安魂祈祷。死者的丈母娘、妻子和小姨子遵照古老的习俗痛哭一阵。当棺木放进墓穴时，他的妻子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