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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中，他曾经被抄过家，受过恐吓，于一九六九年病逝。
此系后话。
注①张治中曾于抗战初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火烧长沙即为「政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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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接收香山、整修中南海的同时，周恩来让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调派施工队伍，在复兴门外万寿路日夜赶工，为中央五大书记修建「新六所」。「新六所」为六栋西式二层楼院，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依次称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五号院，六号院。每院以矮墙花木相隔，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六号院则房间最多，设备最简单，为值班人员及警卫人员住处。
有了「新六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确是方便了许多。为著筹备新政协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机构，筹办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出席大会小会，接见各界代表，商讨各种问题。然而车队往返於香山与中南海之间，单是路上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往返途中的安全警卫也是个麻烦问题。「新六所」则比香山短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从「新六所」赴中南海，车队只要东行十几分钟。
五月初，周恩来入住整修一新的中南海。他已经忙得离不开中南海。
他首先看中的是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亦称为紫云轩，原为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丰泽园前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亦做过乾隆皇上的西苑书房。菊香书屋内本已临时住著具体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秘书长。林伯渠於国共两党都是元老，一九二二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时，就操办过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盛典。林伯渠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见周喜欢於会议间隙来菊香书屋小憩，便主动让出，另找庭院去休息。周恩来心里有数，这菊香书屋自己也是临时住住，它的适合主人应是毛泽东主席。整个丰泽园内共有二十几座大小宫院房舍，就数菊香书屋最宽敞、气派，且是南北两座四合院相连，院内古柏参天，菊花环伺，海棠怒放。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周恩来住在中南海具体统筹负责三件大事，一是筹办开国大典，二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三是筹备新政协会议，组织学者专家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当选为筹委会临时主席。随後他将一百多名筹备委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负责党派协调、财经、政法、军事、文教、群众团体各项工作。周恩来又在筹委会会内组成中共党组干事会，以行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会内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协调；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胡乔木、徐冰、周扬负责文教，李立三、蔡畅负责工、青、妇群众团体；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为了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政协筹委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六组的机构，由叶剑英将军为召集人，大量吸收学者、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第六组下设两个初选委员会：由翦伯赞、蔡畅、马叙伦、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
七月十日，周恩来签发了政协筹委会关於〈徵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故事〉。这则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位文化巨擘起草的仅有两百余字的启事，周恩来动笔改动、增添了一十四处，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第三条国歌歌词内容应注意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敢於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中全会通过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集体决议。当然，他也是无意中戳了毛泽东的痛痒。
经过两个月的广泛徵集、筛选，反复研究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国旗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以上，待提请政协大会通过後正式颁布。
唯至为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未能定下。
自三月二十五日中共领导人入住香山起，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朱德和任弼时却发表不同的看法。
朱德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弼时咳著、喘著，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反对的理由铁硬。不给台阶，不给商榷的余地？毛泽东看看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周二人却保持沉默，貌似不偏不倚。这是很少有过的，刘、周二位从来对他这党主席说一不二的。
毛泽东瞪著眼睛问病号任弼时：「依你高见，我们用个什么国号为宜？」
任弼时说：「我们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我主张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朱德点头，刘少奇、周恩来面露笑容。三人的表情象在说，弼时够水平，说出个道理来总是能服人，可惜肺病越闹越严重，恐怕不是个长寿之人。
毛泽东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後很少在书记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而且是单干户。但他有恃无恐。作为书记处主席，他可以改变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任意就可以改变的。他尤其不高兴看到刘、周二位脸上的笑容。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少奇，说说你的高见？你也同意弼时的主张？」
刘少奇外貌笨拙，腹有经纶。他谦恭地笑笑，才说：「国号国旗，一个叫在嘴上，一个看在眼里，使用率最高，是特别的重要，也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慎重。主席提出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现成国号，是具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把正在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一下子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除了名，使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立足……。但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到的党内军内，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接受问题，还有苏共史达林同志他们的看法，也确是需要预先考虑到的……。」
毛泽东笑了笑，打断了刘少奇的话：「你这是两面光的意见。我想听到你自己的主张。」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徵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徵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毛泽东仍然面带不悦，尖锐地说：「国号问题，纯属我们的内政，中国的家务事，你不要去跟史达林同志打商量，跟任何兄弟党都没有关系，人家管不著。至於徵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开张视听，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交恩来去办吧。」
周恩来连连点头，答应将国号问题提交政协筹委会议第六组去商议。
毛泽东问：「为什么单单是第六组？别的组就商议不得？」
周恩来赶忙解释：「第六组集中了党内外的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马寅初、翦伯赞、张奚若、徐悲鸿等等。当然，我们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