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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里面在讲某一种失落感，还是与上面讲的怀旧有关。
“酒旗戏鼓甚处市？”这个“酒旗戏鼓”倒是有趣的，因为宋以后民间的社戏发展起来了。什么叫做社戏？就是民间自己捐钱，在庙会里面开演的野台戏。这个东西在唐代很少，宋代出现大量的社戏，尤其是南宋文化当中出现大量的社戏。社戏说明民间的庙会文化开始发达起来，后来的很多文人也开始把自己的东西转成跟戏剧结合，到后来就是元曲的形成，出现了很多戏班子。像关汉卿这种人，如果在宋朝他会去做官，可是到元朝的时候，因为蒙古人不重视汉族知识分子，你没有做官的机会，他最后就跑到戏班说我来帮着写剧本，至少可以混一碗饭吃。所以整个民间戏剧文化的提高，跟文人下潜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讲的酒旗戏鼓都是在讲庙会的热闹。
“想依稀，王谢邻里”，“王谢”，也就是王导、谢安家族，曾经是东晋文化里面文人的最高典范。我们读《世说新语》的时候，看到这种家族的小孩子在一起绝对不会乱玩什么东西，一个下雪天里祖父就会带着孙子说，你们每人写一句诗来形容这个雪的感觉。有人说好像柳絮，有人说好像盐撒在空中，他们是从不到十岁时候就在训练的，所以王谢子弟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自豪和品位，他们当中产生了一个贵族文化，这个贵族文化强调的不只是权力，不只是财富。
“王谢子弟”建立的贵族文学
在“王谢”的时代，当时的皇帝是司马氏，皇帝曾经希望把女儿嫁到王家、谢家，结果被拒绝，因为王家、谢家说，门不当户不对。这说明即使你做到皇帝还是被看不起的，因为这些民间的世家，他们觉得他们有世家文化。
王羲之不太去做官的，他做过一个小小的什么右军，后来就不做了，整天就在那边喝酒写他的书法、写他的诗，可是他成为社会里一个文人的最高典范。我们也讲过王羲之的“坦腹东床”，他不守所有的民间规则，他可以敞开衣襟，坐在那边跟人家高谈阔论，竟然还被人家选去做女婿，“东床快婿”就是讲王羲之的这个故事。所以王谢子弟当时建立了非常潇洒的一种性情、一种人格、一种品位，他们不太受世俗道德的约束。
所以到了南京，周邦彦会想到当年的王家、谢家。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叫“乌衣巷”，他们家族的仆人、佣人都是穿黑色的衣服，所以那整个巷子就叫“乌衣巷”。传说王家、谢家屋檐下的燕子都不会随便飞到一般老百姓的家里，就是说连燕子都变得有格调了。所以刘禹锡在唐朝的时候很感叹地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怎么王家、谢家的燕子竟然都飞到普通老百姓家去了，其实是讲王家、谢家没落了，那种人文的品格已经没有了，那种性格和自负已经没有了。
王谢子弟在魏晋时候的贵族文学，后来影响到整个唐代文学。很多人认为杜甫是贵族文学很大的改变者，他不写贵族，写平民百姓，写民间的疾苦，所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可是在唐以前基本上建立文学品格的是王谢子弟。大家看到《快雪时晴帖》，是台北故宫收藏的王羲之传世的最有名的书法，就是说下过一阵子雪，现在晴了，你要不要来看我之类。二十八个字，成为稀世珍品。作为文人的王谢的子弟，他们活在大自然当中，有自己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对话关系。他们争取的不是现世的权力跟财富，而是在社会里面有一个被尊重的地位。
所以“想依稀，王谢邻里”，是周邦彦在这里去怀念大概五百年前的王谢子弟。“燕子不知何世”，这里完全在用刘禹锡的典故，燕子已经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时代了，不知道已经到了宋朝了。“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燕子一直在那边叫，好像告诉我们说已经经过多少朝代兴亡了。从魏晋经过宋、齐、梁、陈，经过隋，经过唐，到北宋，燕子好像还在跟百姓讲兴亡的事。“斜阳里”，可是已经到了落日余晖的斜阳时分，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好像周邦彦在怀古，在讲一个挽回不了的盛世，一个六朝金粉的盛世，可同时你又发现这首词好像是一个预言，在讲北宋将要亡国了。
诗有时是一种谶语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诗非常奇怪，诗里面好像有一种预言性，有一种谶语。在古代人们其实很重视这个部分，常常就是在朝代的兴亡当中，会采集民间的歌谣，从歌谣里面去断定朝代的兴与亡、盛与衰，因为他们常常觉得民间的歌谣会有征兆。这个征兆当然从今天来讲是合理的，它是一种社会群众的心理。大家都很衰颓，都很怀旧，都很感伤，那么整个时代的气息就弱下去了。所以我选这首，大家可以看到北宋大概到后期怀旧的东西越来越多，开拓性的越来越少，所以那个气息有一点微弱下来。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我并不见得一定是从气息微弱的角度去批评周邦彦，我觉得他有自己美学的一个特征。一百多年没有打仗了，你很难让他了解什么叫“豪迈”。就像你今天找来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朋友来跟他讲抗日战争，他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和他的生活真的不一样，已经很不相同了，这里面有时代性。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时代性里面，来看北宋是怎样慢慢一步一步过渡到南宋的，我们基本上已经慢慢看到南宋的感觉出来了，一种唯美的、感伤的，一种失去了北方领土以后落寞怀旧的心情，已经慢慢出来了。
第八讲 李清照
李清照与苏轼
我们下面的介绍希望从两派很不同的南宋词入手，一派是从李清照这边延续出来的比较抒情、委婉的风格，另一派是从苏轼这边发展出来，延续到辛弃疾的非常阳刚，与社会、政治和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风格。这两种风格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而且它涉及的是男性和女性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不晓得对于这种美学的比较，大家会不会感兴趣。我们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来形容美学，也许在美学的专业上你会觉得不太说得通，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美学上的比较。
在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里面，男性被塑造成为一种状态，女性被塑造成为另一种状态。本来在各自的天性上，他们也许是有区别的，可这种区别又是文化的习惯，一旦这个习惯沿袭久了以后，大家就习以为常，觉得天生如此。我想从给孩子命名里面，就会看到很清楚，比如男孩子常常叫“雄”，还有很多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都会寄托在男孩子身上。我记得小时候，同一个年龄的同学里面，就有好多人叫“胜利”的，因为刚好抗日战争胜利。可是女孩子很少叫“胜利”，因为感觉国家的责任是寄托在男性身上的，而女性的名字就是贤呀，淑呀，另外一类的文字。
这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对于男性和女性的成长空间，以及对于各自生命价值的判定，不能不说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文化历史当中，女性的创造力事实上被剥夺得非常严重。至少我们看到在整部文学史、绘画史当中，女性长期缺席。在讲中国美术史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把管仲姬列举出来，对这位唯一可以放在男性绘画世界里来讨论的女性画家，我们会觉得她运气很好，嫁给了赵孟睢谑摹⒒婊隙疾拍芊浅８叩幕遥煌备匾囊坏悖褪钦悦项也看中妻子的才华。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因为在古代，在一个封建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男性受限于男女不同的社会定位，他不一定看中女性本身的才华。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苏轼，他算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了，也很爱他的妻子，比如他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可以看出对妻子有多爱。可是我们也知道他写《赤壁赋》的故事，当时他看到月亮很好，要去游赤壁，他并没有带太太去，而是回家跟太太要了鱼，要了酒以后，找朋友去游赤壁了。
现代人对这件事发表议论，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男性文化，因为苏轼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这个文化生活当中，他并没有把妻子算进去。而且在这种文化生活当中出现的女性，往往不是妻子，而是另外一类角色，就是歌妓。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文化，有一部分创造力就表现在类似歌妓这样的比较另类的职业上。比如说唐朝的薛涛，就是一个歌妓，她来往于文人、诗人当中，她可以画画、作诗、写词。我们曾听到的像苏小小之类的女性，都是歌妓。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如果不是因为有歌妓这个另类的形态，作为一个正统文化当中的女性，她的创作会受到很大的压抑。
才华来自父亲和丈夫的鼓励
李清照出身于世家，她的父亲李格非是一代大学者，但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正统文化环境中，一个女性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要表现才华的机会，其实反而更难。李清照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她的父亲不但自己学问好，同时能够超越当时男女的这种界限，使女儿受到最好的教育。李清照更为幸运的是，她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当时朝廷的大官，家里的收藏非常丰富，而且在丈夫的家中她得到了像在自己家中同样的鼓励，使得她的文学成长空间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由此看出，个人是活在社会里面的，个人要对抗一个社会的习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些习俗不是法律，不是道德，而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最容易扼杀掉一个人的才华的。
要了解李清照婚后生活对她文学发展上的影响，有一篇文章不能不提，那就是她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我们今天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