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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他选择悲伤。
我要说的是，我虽然没有一个深爱的人死去了，但是我也会同样地选择活下去。我的爱人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宝贝电脑写作机，它显然还“活着”；而另一个，也许还没有出生。我想，我将”悲伤”地活下去，直到我的”心脏后部”消失的那一天。
上帝在厕所里
上帝在厕所里
我已经有三四年时间（请不要相信我对于时间数字记忆的准确性）拒绝参加任何形式、任何名目的“作家笔会”了。为了控制自己的好奇心而不被邀请人的煽动所诱惑，我硬是把“不参加任何作家笔会”的“标榜”，白纸黑字坦然地公布到文章里去，即作为自我的约束，也作为“请别来找我”的通知（自作多情）。虽然我偶尔冲动有过一次半次的违约，犯过一次两次的“错误”，但每每总是提前要思想斗争好几天，像是准备去吃“禁果”或者冒险去吃江南三月以后的河豚一般。
我害怕参加作家笔会的原因有四：
首先，来自我天性方面的困难。试想，每日永远都掉在人群堆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劳累啊！在我的感觉中，当绵延不断的人影无间歇地在你身边晃动着，当人们的语声失去”休止符”地长久在你的耳畔鸣响着，这对于一个过惯了平凡安静、家居日子的我，无异于是一场”吞没”和”争战”。正如同人体营养过剩会导致一种富贵病一样，完全失去自我规避的长久的群
体欢乐，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的”奢侈病”，一场神经系统的洗练、磨难甚至是浩劫。大家不停地戏谑发噱，贫嘴着、调情着、戒备着、“牛”着“熊”着、“荤”着“素”着、墨韵书香着也镇江米“醋”着．．．．．．虽是一番热闹非凡景观，但也煞是劳累自己的耳朵、”嗅觉”以及面部表情们，无论外出参观、餐桌相见，还是回到“下榻”的宾馆饭店房间里，几乎没有一时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通常是两人或三人同宿一室），没有一刻可以拿掉各种各样”表情”的个人空间（不仅仅是精神、内在自我这一类看不见的神性的东西丧失了心理空间，就是物性的躯体本身也只能蜷缩在咫尺之隔的两床之间）。即使洗上好几遍脸，脸孔上也依然如同僵持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硬壳”，洗也洗不掉。更没有一会儿时间可以退回到自己思路走廊的“内部”，静心整理或反省一下属于自己的什么问题－－而这个习惯嗜好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此，我便总觉得自己的脚没有扎扎实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悬浮在半空中。
在这样的一种“群居”的旅游活动中，可以说，你只有在用卫生间的时候，上帝才会赐给你短暂的独处机会，使你那绷紧的神经得以瞬间的松弛和清静，“形而上”才得以艰难地降临。但你不能总躲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吧，人家还以为你在里边干什么呢。
我近日看到一篇叫做《私人写作》的短文（与我去年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的书名只有两字之殊，说明与我有同嗜之处）。我很喜欢那篇文章，据那位哲人说：他的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终日应付文债，没有喘息的工夫，只有在上厕所时才得到片刻的安宁。他说，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厕所里接待上帝了。上帝在厕所里，这已不是一个玩笑．．．．．．我颇有同意，特别是参加笔会外出旅游的时候，尤为强烈。
其次，不喜欢参加作家笔会的缘由还来自于对”柏油文化”的反感。现代人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大家忽啦啦一窝蜂马不停蹄地由一个风景点飞奔到另一个风景点，而我每每却没有太多兴致，仿佛在完成任务一般，心里一点也不想呐喊“人生多么美妙啊”！但无奈，也只能被动地跟着“大部队”统一行动，不得擅自“特立独行”。因我不识路，不懂得东西南北，只知前后左右，而这种初级的“小儿科”方位概念，在地理学上是根本无法确定位置的。尽管我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衣兜里装上一张字条，以备不虞，上边写：“××宾馆，宾馆旁边有一灰白色厕所．．．．．．”但是，我依然会走丢，找不回来，全中国的公共厕所几乎都是灰白色的。所以，只好听话地跟着”大部队”，按照当地官员的引领，一同被安排着、被款待着、被人（文学爱好者）”久仰久仰”着。一路上，还得假装认真听取向导的辛苦讲解，并应之以
拼命点头、谢着。无可奈何（这么说是多么的没心肝啊）！
因为我对于这一种“柏油文化”－－与很多的人一路喧哗着结伴而行，由该地的行政官员引领（哪些地方能让你看到而哪些角落决不能让你看到，人家心中自然有数），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跑完最多的风景点－－式的旅行，毫无兴趣。这般匆忙的旅游，往往像打仗时”抢占高地”似的冲杀着行进，哪里有时间上厕所？即使用厕，也是公用的，往往大家排队一起去，哪里还见得着上帝！
其三，在这种“柏油文化”式的作家笔会旅游中，最最害怕的当数那一种真真假假的“恳谈会”－－即当地向旅行团的作家们汇报工作，诣前请教。人家当然是冲着我们一行人中那些有过挺高的行政职位或资深年迈的老人家来的，而非年轻吾辈。可麻烦的是，吾辈年轻的”老作家”也得真那么一回事似的作陪，竖耳恭听。人家十分审慎、谦逊也格外耐心，从小城建设、大桥长度、江上造田、学校教育、计划生育、鱼苗养殖、防洪垒坝、治安管理、住房面积、水上花园等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各个环节逐一汇报，然后掏出小本本和圆珠笔，做记录状，听取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箴言训语”。遗憾的是，我们极个别的老人家过于“忠厚老实”，或许是当领导做惯了报告，或许是给文学青年”斧正”惯了，反正是顺着人家的“奏请”，就铺天盖
地耐心又耐心地逐一建议斧正、高睨大谈、不吝指教起来。毕竟是“作家”，个个辩才无碍、鞭辟入里，结果此唱彼和，发言连绵不断，诲人不倦，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会）。
逢到这时，吾辈后人便屏声息气，如坐针毡，抑制不住想替前辈们痛唱“乡．．．．．．亲们啊．．．．．．乡．．．．．．亲们嗯．．．．．．嗯．．．．．．”！怔怔地、睁睁地看着那”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挡不住的热情，干着急，心疼又怜悯，无可奈何。其实，你老人家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外行人，到了别人家的小城，戴着彼情彼景的”有色眼镜”，浮光掠影地看了那么一点点，听了那么一点点此情此景的“皮毛”，哪里晓得人家的此情此景？！
坐在那里，备受煎熬。
所以这一种“恳谈会”期间，我经常频频光顾厕所，左一趟右一趟。人家便问，你怎么老去厕所啊？我回答说，我喝水多的缘故。
遗憾的是，由于用厕时间短，我并未见着上帝。
其四，害怕稿债。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虽然人家给了你白吃白玩的优惠待遇，也虽然偶被个别老人家误看成是”自私自利、狼心狗肺、傲慢无耻”的新一代（我们能理解，的确存在那种人，非常之可气）。但是，大多数年轻“老作家”其实是非常懂得人情冷暖、“江湖”义气的，并非全属忘恩负义的一类，起码我本人是懂得”滴水”如何”涌泉”的，懂得感恩图报的（当然也记仇）。所以，心里总觉欠了人家的。
回到家里后，往往电话铃一响，就以为是催稿来了，犹豫着迟疑着常常不敢拿起话筒。在自己家里也居然像做贼一般心虚胆颤。于是想，不如自觉地坐下来，写字还债。若正赶上思路枯竭，感觉滞钝，也只能冥索苦思，煞费苦心，没的写硬是写，不写也得写，终日仰屋著书，笔耕砚田，昏天暗地好多天之久．．．．．．
这样一来，不仅离家在外旅游时只能躲在卫生间里见上帝，就是回到自己家里之后，明明是可以关上房门安安静静一个人独处了，却依然没有办法净心见上帝。脑子里装着事，终日负荷重重，焦虑不安，结果，连躲在卫生间里也见不着上帝了！
当然，我上述所写的这种旅游乃是我们中国作家特有的一种“群居”式的旅游。不是那种独自漫走、独行其是的旅游，那种对以往所熟稔甚至厌倦的人物景致的脱离、隔绝与规避，那种去享受一个”离去者”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或者是到异域他乡有可能的萍水相逢的奇遇、新鲜与怡然，一种远处而来的戴着墨镜的旁观者悠闲．．．．．．
布洛亚德在《身处别处》一文中曾提到一个说法，他说，旅游就像外遇一样给人以诱惑。而另一位西方作家则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离心倾向”，一旦有了旅游的癖好，我们就像情人想同居一样，想方设法去实现旅游的愿望。他们所说的旅游当然不是我所写的这一种”旅游”。
那一种单独的或者与相爱者（起码是相投相契者）结伴而行的旅游，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天壤相异。
我期待着那样一次旅行，在那种欲晴欲雨的天气。
（附言：不小心弄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绝无冷嘲热讽多年来盛情邀请过我的同志们的款待之意，若胆敢如此”回报”，也实在太狼心狗肺不厚道了！我发誓，我绝对只是想说”上帝在厕所里”这件事，毫无其他旁敲和侧击。）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四处打电话找我，出版社的友人自然是不会告诉他我的私人电话的。为了制止他继续打电话到处找，也为了自己的好奇之心－－二十多年前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人，今天会有什么事找我呢－－我按照他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找到了他。
他说，他只是看到报纸上说，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叫做《私人生活》的小说”，就买来读了。他想纠正我书里的一些记忆上的错误－－我小时候坐在第三排而不是第一排，书里叙述的故事也完全是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