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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南方面：
1939年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
共2张
长沙会战
1939年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
10月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汨罗等地。
10月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
至10月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0月13日，会战结束。＇2＇
第646章 拼死挣扎（）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战役。”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第13（驻京沪地区）、第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3＇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
战役背景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第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1941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9＇
日军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配有战车第13联队，野重炮第14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15联队第1大队及部分工兵、空军、海军部队，计有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并配有军舰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在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下，采取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上，以纵深突破的战略，向长沙进犯。
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9战区对日军实施袭击，使其不能集中兵力，然后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引诱日军主力深入至长沙东北地区围歼。第9战区参加会战的部队共计40个师，50余万人，由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在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薛岳简介
指挥长沙会战的抗日将军——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黔省主席。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
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
第647章 神秘议会（）
内阁为了干预统帅权曾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通过修改宪法规定“建立掌管统帅权与国务的内阁制度”是最佳选择，但“永不磨灭的大典”……明治宪法是不可能有何改动的。第二种方案是将除陆、海相以外的阁僚降格为各省长官，由首相指定几名在海内外有一定声望的人来担任。但由于近卫对是否能找到有能力的人材没有信心，这个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第三种方法是设置有首相参加的大本营。由于陆军的反对做了一些妥协，最后以设立大本营与内阁间的联络会议为名得到陆军认可。1937年11月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近卫和其周围的人有意放风说近卫要辞职，陆军反而提出“现在近卫辞职不好办”。这也是他为获得对统帅权的干预权面使出的一个手段。但是近卫认为“政战一致”的想法有些不合实际。
1938年5月占领徐州后，近卫对陆军的压力作出反弹，将强硬派领导人陆相杉山元和外相广田赶出内阁，起用对军部有影响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贞夫任文相。企图恢复对内阁的领导能力，但这三个也不是什么和平分子。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被迫辞职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用以进攻武汉的10个师团都是当年开始扩编的。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会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