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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他逼的，不然，凤儿是不会捅丈夫的心的。
“这不是同情，我看这样做就不对，这不是在害人吗！”
“现在造反力量势不可挡，他那样唱反调是自不量力，螳螂挡车自取灭亡，你根本不懂！”苏建民吼了一声。
凤儿还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过，顿时气得脸色煞白，嘴唇发抖，怨恨地看着他，心如刀绞，“你，你疯啦？简直不可理喻！”
“给你说不清！”建民恼羞成怒。
他发觉妻子目光陡然陌生起来，有点受不了，而沸腾的心绪一下又平息不下来，为了躲避眼看就要发生难以预料的场面，他转身出去了。
“砰”的一声，房门在他身后重重地撞上了。
这一声响，撞碎了凤儿想平静生活的梦，撞伤了她憧憬美好生活的心。
过了好一阵子，凤儿才克制住自己激怒的心绪，靠着床头坐了下来。
一丝阴霾的沉云悄然升上了她的心头，仿佛有一颗泪水在她眼框里打转，苏建民的态度象针一样刺痛了她，这也是她生平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感情打击。
她虽然也希望丈夫政治上进步，但对人生观这个问题是严谨的，她从小就受父亲耿直性格的熏陶，从不轻易超出自己锁定的标准：政治上听党的话，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光明磊落，这三条是父亲生前嘱咐她的，她牢记在心并恪守为信条，也是她遇事分辩是非的准则，之所以不能容忍丈夫参加武斗就在于此，此时，他们在思想观念这个焦点上开始产生严重的分歧。
苏建民和她不一样，他们在思想上的善良、正直这方面是有所相通的，不过他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在事业心方面十分强烈，接受新生事物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把他事业上的全部热情给点燃了起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了进去，所以，凤儿规劝他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同样有自己的信条，那就是跟中央路线走没错，报纸就是革命的指引红旗，党的红旗指向哪里，就应该打到哪里。因此，报纸上的口号就是正确的。
这是狭隘的看问题方法，也是十分幼稚的政治观念，因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他要摔跟头的。
诚然，要他跨越时代看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他，就是被这种模模糊糊的观念揪住，不可抗拒地卷入到了历史波涛里。不久，浪潮终于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当上了生产科科长、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一时间成了厂里叱咤风云的人物。
第四章执迷不悟坠深渊
当然，苏建民也不是骨子里浸透了坏水的人，积极参加造反运动是因为他很想往上爬，当干部是他的人生理想，他想展示自己的才能大干一场，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人生最危险的思想是贪婪，而这场运动给了他贪婪的机会，他好不容易遇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而且眼看就抓住了，他怎么能让妻子这么简单的一劝就回头了，绝对不会的。
这就像俗话说得：上帝要想让其灭亡，就必使其先疯狂。他现在是头脑发热昏了头，他已经上了这条迷途的战船，积重难返了。
但他也惧怕打打杀杀，生怕自己手上沾了别人的鲜血，因为他同样认为那是犯罪，这是他唯一不能接受的行为。
为了回避两口子的矛盾焦点进一步恶化，他也做出了让步，开始收敛造反的冲动，基本上不再参加武斗去了。
自从苏建民当上了干部，家里就很难见到他的影子了，没明没夜地在厂里忙忙碌碌，一心要干出点事业来。
要说从车间到机关是进步的表现，可是苏建民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有了权力自觉得腰杆硬了，说话的口气也同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训人，有时候连要好的伙伴们也都不留情面了，尾巴慢慢地翘了起来。
是呀，时势造英雄，一些人到了一定的地位之后，热情就成了野心，偏见会成为不可抗拒的“真理”，固执也转为了力量。
当他正在完成这种观念演变的过程时，或许还是下意识的不自觉行为，因而，面对大家的意见他并不觉得可耻，也不这样认为，反而坚信自己正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放开手脚大干了起来。
重工机械厂，这个有几千名职工的大厂，产品行销全国，在当地是个利税大户，曾经是省里赫赫有名的国营大企业。
虽说近几年生产不景气，运动却搞的热火朝天，形势跟得很紧，厂里的大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他们利用文攻武斗打压反对的声音，巩固势力，通过运动把各派对立势力清除下去不少，在本城的名气就更大了。
厂革委会主任唐子力是个乱世枭雄，人们背地里称他是唐魔头，此人四十出头，个子瘦高，是个复原军人，在厂里当过电工，文化程度不高但极有头脑且心气很高，后来因为能说会道调进机关成了干部。
进了机关后，他头脑灵光惯于顺风使舵，混的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没多久就当上了厂办主任，文革运动开始后，他敏感的政治嗅觉发现了能让他飞黄腾达的机会。
因此，他积极投身于市里造反派组织，在那里谋了个小头头名誉，成了全市造反派联合总部的一员干将，然后拉虎皮做大旗，借大势在厂里拉起了一帮子造反队伍。
凭着造反势力呼风唤雨、弄权作势，借批斗“走资派”的名义先把几个厂领导打倒，生产停滞了，工厂搞乱了，趁着混乱篡权夺位，自己打报告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个典型的造反起家的双突干部，这个人诡计多端，野心勃勃而且狂妄之极。
这个厂在唐子力这帮造反派的带领下，运动越搞越有“成绩”，干部队伍也基本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领导班子名义上是三结合组成，实际上老副厂长石根只是“聋子的耳朵”——摆摆样罢了，遇什么重要的会议，老石头儿就被名正言顺的“照顾”回家休息去了。
副厂长石根是这个厂的建厂元老，从班组长、车间主任到生产副厂长，一级一级提拔上来的，在厂里徒弟多人缘好，很有威望，连工业局的领导们都很器重这个老厂长，他在这个厂里有很深的根基。
虽说厂里原来的领导班子成员都被赶下了台，唯一留下了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在领导岗位上，但他并不惧怕唐子力的淫威，竭力主政着全厂的生产，苏建民也是被他看中的抓生产的苗子，虽说建民是造反派的骨干，靠运动上来的，他还是把苏建民放在生产科长的位置上来培养了，因为他知道，抓生产的一定要懂生产才行。
大批判运动对生产的冲击令这位老人十分担忧，他经常叹息说：“反吧反吧，什么时候工厂不生产了，农民不种地了，我看大家怎么活。”
所以，为了维护生产他经常和唐主任发生分歧，搞运动要抽人，他就给车间领导提出要求：搞运动出人可以，但不能影响生产，要是影响生产任务了，我拿你们当主任们的试问。因此，各车间的领导们为了谁都不得罪，就留下年轻力壮的干活，把那些老弱病号干不成活的或能抽出去又没多大影响的辅助工岗位的女人们人去凑数，唐主任下令要汽车拉人去市里参加武斗，他常常是把车辆到外地拉生产材料的任务安排得满满的，造反派们经常抓不到车用，他始终与那魔头巧妙周旋，维持着尽量不停产或少停产，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多生产一天算一天。
这么对着干，那姓唐的能迁就他吗？
“这个老骨头，给他个面子就登鼻子上脸了，连我的招呼都不听了，岂能容他！”终于有一天，唐主任不在忍他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这个老家伙搬开得了，省得他在这里碍手碍脚的耽误我的大事儿。
但是，石副厂长是市委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他一时半会也奈何他不得，于是他双管齐下，一方面频频到市政府、工业局告老头儿的刁状，说他倚老卖老不听招呼，专门对他耍横使绊等等，一方面准备在厂里先把他废了再说。
但是，想扳倒这老头可不那么简单容易，他上边有领导支持，下边有群众基础，要达到让他靠边站得师出有名才行，于是，这位革委会主任就策划了一场内部斗争，以清除阻挡革命运动的绊脚石、黑后台为名堂，要整倒这老头儿。
现在，厄运正悄悄降临到老石根的身上……
厂部是座工字形的三层楼，蓝砖红瓦，坐落在厂区入门道路的末端，门前有个小广场，场地两边长着几排参天的大杨树，几只乌鸦嘎、嘎地叫着，从房檐上飞了下来，钻进了浓密的树冠上，躲避着炎热的太阳歇息去了。
平时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今儿个突然静了下来，只有那二楼会议室里时不时传出来一阵嘈嘈声，里边的气氛时而激昂，时而沉闷，因为那里正发生着一场思想斗争的危机。
革委会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三十多名委员坐满了会议室，说是研究继续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的问题，但几乎所有发言矛头都是冲着石根同志的，实际上开成了批判会了，似乎是他主张抓生产而阻挡了文化大革命在本厂的深入进行，与会的人们心情并不轻松，看那阵势不把石根批倒斗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是石副厂长为人正派，群众基础很好，身正不怕影子歪，他坦然面对这场针对他而来的发难，义正言辞驳斥者无端指责。
会议之所以开得这么艰难，迟迟没有形成决议，是因为革委会成员们心情也是复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老厂长的指责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心里明白这也是顺着唐主任的意思说的，因而大家思想很难统一，所以辩论异常激烈。
的确“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着实不小，这顶“帽子”要是扣在这个好老头儿的头上，非置他于死地不可，苏建民有些坐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慷慨陈词：“目前运动存在问题主要责任在领导小组组织运动不力，况且石副厂长本身就分工主管生产工作，抓生产是他应尽的职责，难道不应该吗？把推进揭批查进度缓慢的责任推给他恐怕不合适吧？”
这是苏建民最后一点未泯灭的良心所在，但不例外地被唐子力一顿训斥“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