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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暗地里同情他。②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绅士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月份已发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②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共产党员在5月18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①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军；收缴他们的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②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暴力镇压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③在以后几天中，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④在湖北，夏斗寅战败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⑤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月25日出发，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50000445＿0739＿1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