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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④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外交团1923年8月10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年被驱逐，停止了这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年3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年7月29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作为警告，是年12月他们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