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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1911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1911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蒂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到1949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1912年—1913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4000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成分裂。②1913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19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世纪中期，总督个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19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和约；1928年的济南惨案； 1931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势。但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20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