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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④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②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③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 （1964年4—6月），第3—54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② 《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 《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 《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 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508页。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245、249—251页；《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