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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④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月12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2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年的出现。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09—111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3—149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55—257页。
① 《毛泽东集》第9卷，第27—28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11—24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年国度——译者。
① 关于1928年11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59页。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37—45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4 册，第45—46页。（着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6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45—388页。30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月23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8—119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139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年）下册，第826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4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毛泽东集》第5卷，第152页。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13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 人就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6 页）——译者。
② 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4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36—37页。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130页。
① 《毛泽东集》第6卷，第98—99、284—285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237—238页。
① 《毛泽东集》第3卷，第14页。
① 《苏维埃中国》第91—94页；《毛泽东集》第3卷，第183—185页。
② 《毛泽东集》第4卷，第363—367页。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162页。在《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第26—28页）一样，毛泽东在1935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5、257—258页。
③ 见1936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97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87—90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5—97页。
② 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尽管毛泽东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①当然，在中国，1949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 1950年和 1952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 1937年讲过一门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②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论》是他所作。③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过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方则常显得很粗糙。①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开始含蓄地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卷了。②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