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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被称为西太平洋的“四小虎”。在发展中国家中，它们以经济的高速发展著称，而这种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这些国家加上日本的榜样，可能是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心扩大对外贸易和使用物质刺激，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但是，台湾异常快的经济增长，是由本章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许多因素决定的，不是都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抄袭的，例如：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基础；从大陆汇集来的大批有经验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美国早年给予的大量经济援助；土地改革；重视教育；60年代初，当世界贸易空前迅速发展时，决定转变以出口带动工业增长；对私营企业的鼓励；保守但灵活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领导人依靠有才干的技术治国专家。
只有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而政治稳定也要有可观的经济上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时，他们就不会轻易被革命的花言巧语所煽动，去参加对抗或使用暴力，以强制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大多数群众就会同意政府强调法治秩序和实行逐步、渐进的变革。台湾的政治稳定，还有一些因素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被接受；国民党实行坚定但适度压制性的统治；被广泛认为是对更加压制性的大陆共产主义制度的威胁。此外，早先规定了地方选举，大批台湾人加入国民党，任命台湾人担任政府和党内日益高级的职务，也有助于缓和大陆人领导层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
80年代，虽然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台湾仍然扩大了自己的出口，并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87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到5000美元，外汇储备猛增至惊人的760亿美元（这仅次于西德和日本）。由于美国对台湾贸易出现大量赤字，双方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多。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勉强同意减少贸易壁垒，使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面临几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较高技术的产品，以保持对其竞争者的优势。也需要使其银行体制现代化，以刺激国内投资。台湾面临的超量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等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截然相反。台湾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正为此作出必要的调整，前景看好。
为了对付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压力，蒋经国于1986年宣布有意废除戒严令，解除对成立新政党的禁令，并允许办新的报纸。1979年高雄暴乱被关押的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被释放。其中有些人成了新建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人。对政治言论的控制也大大放松，政治生活较前活跃。因各种问题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见惯。到90年代初，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的几乎所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都将去世或退休，届时他们的职位将被台湾人民选出的较年轻的从政者所接替。国民党可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将面临民主进步党和其他一些新政党日益剧烈的挑战。
民主进程不可逆转，它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走上国民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正如台湾当地人李登辉那样。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他立即就任总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领导层的“台湾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领导人是否会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宣布台湾独立。为防止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对台湾独立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因素。但较大的可能是：台湾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不明确的身分，继续存在下去；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在蒋经国于1987年决定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之后，这种趋势日益发展。
假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共处的稳定局势不断发展，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就会下降。美国根据1982年8月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减少向台湾供应武器，将不会从消极方面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可是，不管何种原因，假如这种趋势出现逆转，则不但中国的两部分，还有美国，都将面临困难的抉择。
① 该法案的原文及对该法案的分析，请参阅丘：《中国与台湾争端》；其他分析参阅鲍大可： 《美国的武器出售：中国—台湾缠结》；罗伯特· L。唐恩： 重大的忧虑：进入80年代的美 台关系》；威廉·金特纳、约翰·F。科珀：《两个中国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台湾 问题》；埃德温·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尔、玛丽亚·张霞：《与台湾关系法和中 华民国的防务》。还可参阅1980年6月给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报告：《与台湾关系法的实施： 第一年》；美国参院外委会、国会研究所、国会图书馆1980年6月发起的专题讨论会：《台 湾：美中关系正常化一年后》；1980年5月14日美国参院外委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的 听证会：《与台湾关系法的疏漏》。
① 联合公报全文见1982年8月18日《纽约时报》。
② 1982年8月18日《华盛顿邮报》。
① 叶的声明全文见1981年10月5日《北京周报》第24、40页。
① 约翰·卡普兰：《军事法庭上的高雄被告》。
后 记 统一的重任
在第14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14卷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①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②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的成就，对当代人来说，虽然十分惊人，但与秦（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6年）、隋（公元 589——617年）相比却相形见绌。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帝国。隋朝，在历时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汉制度，使统一再次成为政治组织的准则，并延续了1300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年的混乱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功绩与汉、唐、清等朝代（均较快地接管了政权）更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共产党要求统一，就得到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国民党显然希望在它的旗帜下统一中国，没有一个人对统一这个古老的理想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经历了1916至1928年军阀割据之后。的确，如果统一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共产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从未做到这一点），它就获得了传统的“天子”地位。
许多中国历史书中都承认并推崇中国争取统一的政治斗争。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党统治40年后，中国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消极后果已开始显露出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按照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特别是在18世纪人口爆炸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共产党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
共产党在执政前的数十年中，已在毛的领导下被磨炼成控制和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网络的发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各种手段来控制国家，并曾一度控制着中国社会。”①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到各个最偏僻的农村。
中国共产党虽拥有高超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但这并不使它与传统的政权机构有何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强烈要求。这种与顺其自然的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质的变化可与秦、隋时期的改革性突破相媲美。过去的政府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现在共产党则决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由于具备有利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后，到1957年已根据其既定目标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制度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比较平稳的方式进行了改造。②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畏惧。
但是，在头脑发热、盲目追求某种目标的时候，成功的工具也会成为破坏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备受压迫的农民训练成为战绩赫赫的战士，将小土地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