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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商界的严密监督和对通货的严格管制，都是传统理论的主要特征，但在晚唐被放弃，以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成功地再予以推行。由于解除了这些束缚，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南方新领土的开发等因素的刺激，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晚唐确是持续到蒙古人入侵时为止的经济大变化的开始时期。
① 毕汉斯：《公元2—742年中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年），第125—163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72—177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口登记》，载《东北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年），第289—301页。
① 关于唐代土地制度已有大量文献材料。截至1969年的最重要的材料已列于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一书。堀敏一近期的优秀研究著作《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收有一份全面的参考书目。
① 关于城市市场的成长，见崔瑞德：《唐代的市场体系》，载《大亚细亚》（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页，文中引用了一些次要的文献材料。
① 见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1968年），第63—93页。
① 见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75—176页；又见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11。2（1965年），第211—232页；米切尔·卡蒂埃：《唐代的铜钱和织物》，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9。3（1976年），第323—344页。
②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研究》（两卷，东京，1924年）。
隋唐和外部世界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在6和7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雄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诸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
在南方，隋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隋文帝企图进一步向占婆深入扩张的行动失败后，中国疆域的南限已确立在今之河静区。在此以北的那部分越南地方自汉代起一直受中国的影响，此时已完全归中国管辖。除了土著民族的分散的起义外，那里一直是唐帝国繁荣安定的一个部分。939年越南独立，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学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在朝鲜，中国遇到更有力的抵抗。不像北越自汉以来中国对它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进行统治，北朝鲜和南满被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丽国控制。高丽国对隋几次企图收复原来汉朝领土的行动进行的抵抗是如此猛烈，致使隋王朝因此垮了台。唐朝在高宗时终于成功地征服了高丽，并把大部分朝鲜合并为中国的一个保护国达数年之久。但在不断的抵抗面前，中国人的地位证明是不稳固的。他们的撤退使全朝鲜第一次统一为新罗国，而在满洲和邻近沿海区的原来的高丽的领土成了另一个强国渤海的中心地区。新罗和渤海都是稳定和组织完善的王国，严格地以唐朝为样板。两国的统治阶级都使用中国文字，模仿中国的文体，信仰中国式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虽然这一地区与越南不同，对唐保持政治的独立，但它也长期处在中国文化圈内。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处于汉朝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隋唐对它并无领土野心。但中国影响已通过朝鲜传入；在7世纪，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唐的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全盘采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语言、中国的艺术形式、宗教、哲学、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虽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它受到本地兴起的形式的挑战，但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文化同化的最后一个地区是西南，汉朝已经在这里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唐代，当地强盛的南诏王国代替了在现今云南省境内的混乱的部落集团。南诏对唐保持独立，并且长时期对它抱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这一地区直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国。但尽管互相敌对，本地区又相对落后，南诏也采用中国语言并沿用许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国文化圈的边缘部分。
在隋唐，中国对东亚广大地区的密切的文化影响就这样确立了，并且直至近代那里还受中国文明的支配。这个区域里的国家与中国早期的任何邻国迥然不同。在此以前，中国周围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部落民族有时非常强大，并入侵中国和短期侵占中国大片土地。但他们政治上不稳定，不能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在文化方面，中国人有一切理由把他们当作“夷狄”而加以蔑视。而在唐代涌现的那些新国家在中国人的经验中却是十分新鲜的事物；它们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它们的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虽然它们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实际上却完全不受中国的管制；中国人在与它们打交道时，不得不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这就是宋朝与北方邻国的对外关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仍是两个方面：一、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边游牧民的袭扰；二、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通向中亚、伊朗和西方的贸易路线。
在强大的北邻突厥人面前，隋朝是幸运的，因为自6世纪中期以来已经控制自伊朗的萨珊帝国至满洲的突厥人已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帝国，紧邻中国的东帝国经常被派系和部落对抗搞得四分五裂。可是他们仍是令人生畏的，630年他们的垮台是唐政权最终得以巩固的重要一步。他们在7世纪80年代的复兴又使中国人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只有沿北部边境构筑极其昂贵的防御体系才能遏制他们。最后，他们又成了自己内部纷争的牺牲品，在744年被原来的附庸回纥人所压倒。
回纥人证明远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邻邦，他们甚至在唐发生危机时愿意提供雇佣军援助。一般地说他们对经商更感兴趣；在9世纪40年代，他们在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许多定居在甘肃和近代新疆绿洲上的黠戛斯人（柯尔克孜人）代替，这时黠戛斯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务农者。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游牧邻族是准蒙古族的契丹人，他们与其突厥附庸奚人一起居住在河北北部和近代的辽东之西的多山边境中。在7世纪后期，他们变得十分强大，并且侵犯了中国的东北，从此，河北北部和河东就非保持巩固的防御体系不可了。
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的。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主义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是从西方传入思想和技术。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一直是从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其他新宗教，如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兰教，也从伊朗和中亚传入。除了这些思想影响外，传入中国的还有音乐、舞蹈乃至金属制作、烹饪这些技艺的新成果，以及诸如数学、语言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成就。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自由地进入中国。
为了确保这些事物所依靠的中亚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扩张，他们的军队接连征服一个个小绿洲王国并建立中国的保护国。到7世纪60年代，中国的力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经牢牢地扎了根，同时中国又建立了若干保护国，以控制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西突厥部落及原属突厥人统治的位于河中地（外索克西亚纳）、吐火罗和阿富汗的许多城邦。中国人甚至在北印度进行军事干涉，虽然是小规模的。在高宗时期，中国政治力量更向西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但这种扩张证明为期很短暂。几年后，中国不得不放弃它的伊朗边境和阿富汗境内的保护国；虽然在8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军队远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以西，深入帕米尔和吉尔吉特等地作战，同时中国人仍牢牢地控制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但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受到了在7世纪中叶崛起的两个强大和侵略成性的敌国的挑战。
第一个是吐蕃。7世纪前，虽然东汉时期的羌族已经造成了大破坏，后来住在青海湖周围的吐谷浑已在威胁现在的甘肃西部，但西部边境对中国人来说从来没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藏的环境过于严酷，不能吸引中国人去定居，在那里只有一些组织很差的落后的部落松散地居住着。
在7世纪，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吐蕃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并开始搞侵略扩张。从原来在南藏的中心，吐蕃人往西向帕米尔和往东向云南扩张，往北则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的新征服之地，并进而威胁中国通向西方的商路。然后，在高宗时期，吐蕃人又在今青海省灭掉了吐谷浑王国，那里原来是吐蕃人与中国在甘肃的领土之间的缓冲地。从此，吐蕃人在河西走廊和兰州周围经常威胁着中国人，因此唐朝被迫在这两个地区长期重兵设防。755年后，当安禄山之乱迫使政府将戍军东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