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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一般以中国的丝绸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他在极西城镇张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至608年炀帝在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用。
607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前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匹，隋帝回赠丝绸13000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 608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国的代表。据裴矩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为之嗟叹，隋帝大悦。
在这些措施背面，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跋涉之劳。
607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关于东北的第一手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
他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 609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前来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由中国人独自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高丽
在7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游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①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后勤支援的大军（《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①裴矩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集中在611年黄泛受灾区。②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远征。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①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虚构的）商朝成汤五十二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①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较晚时期，高丽王在严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随带一投靠高丽的隋将。隋的先锋要攻取平壤和俘获高丽王，但被炀帝召回。炀帝再次命令高丽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丽王没有前来。炀帝又命令准备第四次远征，但此时国内叛乱不断爆发，对外的冒险行动不得不到此结束。
促使炀帝再三进行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毁灭性远征的动机是：他的帝国威严和帝国地处宇宙中心的观念；他想恢复汉代光辉业绩的迫切愿望；他自认为对所有敢于抗拒中国移风易俗的仁爱影响的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想象；他对裴矩和其他军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他在重复发生的灾难面前坚持讨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一个探讨的问题。近来，约翰·贾米森总结了他本人、陈寅恪及其他学者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归纳如下：一、地形和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进攻的目标地形险恶，部分地区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倾盆大雨，随之严冬很快降临；入侵者的战斗季节只是从4月至7月雨季开始之时。二、高丽的战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备战，能够顽强地防御。他们防御的中心是从辽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东岸的一批有城墙的市镇。它们反复牵制围攻的军队，直至严冬的侵袭迫使他们撤退。三、从中华帝国首都至战场的距离是惊人的，将近1000英里；例如，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将近一个月才传给在战地的炀帝。高丽在这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四、隋使用水军得不偿失而且愚蠢，高丽则有良好的海防。②在唐太宗进行灾难性的远征时，这些因素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国人说服和“协助”高丽的南邻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