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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①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②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56年。①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征劝阻；641年，太宗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一次不合时宜的洪水取消了仪式。②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③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④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至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①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②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移居京师，在京畿的社会中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659年山东大姓之一拒绝了行为放荡的李义府的求婚，于是李劝高宗下诏禁止7个大族的11个家系（他们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间的内部通婚。这个集团并不包括山东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权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准许的财礼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与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是与姻亲的官品相联系。①然而，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过这些限制，繁盛景况不减当年。
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巩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无历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员们内心反对的暗流。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终不稳定，因此她寻求那些能给她带来威信和影响的集团——特别是文人和佛、道僧侣——的效忠。
高宗统治初年，他已对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其方式是在京师集中学者编辑了一批大部头的文学汇编。几个在太宗时期开始的大项目已告完成：成为现在的《隋书》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开始编写，在656年完成；②同年，后来成为官方正史的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南史》和《北史》也上呈给皇帝。③至此，早在622年就开始组织撰写的唐以前的官方历史宣告完成。④唐朝的实录也在继续编撰。656年，长孙无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实录，作为正式的唐朝历史。①许敬宗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工作，写了高宗最初几年的实录，在659年把它呈献给皇帝。②另一个延续到高宗初年的大项目是对儒家经书的标准注疏（《五经正义》）的最后校订。此书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世纪40年代，但《易》、《书》、《诗》、《礼记》和《春秋》及其注疏《左传》在653年才被批准和颁行全国。其他经书的正义也完成于以后几年。③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特别是在许敬宗初任大臣的几年中，皇帝又发起撰写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简要列出656年至663年期间在他的指导下呈送给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写的130卷并附有详细注释的关于统治者的政策和职责的论述；658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卷的文集《文馆词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500卷。④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结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①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的职责。②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体给予庇护。③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作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缅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