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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统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这种分裂对地方行政和官场风纪的影响之外，还必须着重指出管理职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统治下有一股改革活动的疾风，它主要是想恢复传统的制度结构。但是官僚机构继续崩溃：政府机关呈四分五裂状态，法纪荡然，某些机构改变了职能，其他一些则名存实亡。此外，例如选拔官员和起草诏敕这样重要的基本职责不再属于任何具体的机构，而多半是临时向人交办。①这不是新的发展，而是一个世纪或更多时期变化的结果。它严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内聚力，降低了它们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断地损害着一度有力的和组织完善的机构。制度破坏后的明显标志必然是增加了官僚们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强调懿宗个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残酷以及他的任性。这位皇帝的某些行动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个宠爱的乐工为宫廷禁军的将军，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凡反对任何一个与真正权力中心有关的人物的官员是不会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请皇帝注意他的宠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阴谋案，懿宗竟下令将该大臣处死，全家削籍为民。
除了皇帝的专横和残暴之外，懿宗朝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它和以前几位皇帝时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宠臣方面，在专横地使用权力方面，他的统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并留下了一个同样强烈的痛苦的混乱摊子。但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采取悖乖的行动。再者，她的政治活动冲淡了旧贵族的力量，扩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础。懿宗的政治活动则明显地缩小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至少它的最高层是如此。由于在最高的官职上排除了过去最坚决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员，而代之以宦官、暴发户和小部分贵族（它们主要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基地，有时也与皇室通婚）中地位较低的成员，所以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毁掉了王朝长治久安所最依赖的灵活性和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动乱促使王朝的拥护者在以后僖宗皇帝统治下暂时重新联合了起来，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对政治稳定性却在唐朝统治的这最后40年中再也不能恢复了。
懿宗对佛教的支持
没有迹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认真过问政府事务，他的作用限于日常的礼仪。其他时间只是尽量寻欢作乐。看来他感到这种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所好。他过于爱好音乐和宴游，在听音乐和观看宫廷乐人表演时是不知疲倦的。他经常参观长安的园林，前往京师周围使他感到愉快的风景名胜之地，伴同他的是为数众多的皇子和通常超过万人的随从队伍。他的奢侈行为的费用是难以计数的。
懿宗对佛教的庇护通常仅仅被视作他的奢侈挥霍的又一个方面，也是他的个人各种无节制行为的一种表现。然而，在845年大事毁佛之后，皇帝重新支持佛教却是一桩值得重视的富有历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几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对佛教寺院的广泛的压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略了。847年阴历三月的一道诏令宣布，所有会昌年间被毁的寺院可以重建，官府对此不得干涉。这种恢复只是宣宗及其大臣们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力的一个方面。①在他的恢复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动中间有一道848年的诏书，命令在长安、洛阳、成都、荆州、汴州和扬州建造新的庙宇。壮丽的佛教节庆在全国重新举行，在京师，皇帝恢复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间的传统辩论。在福建，有许多新的寺庙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区无疑也存在同样情况。这样，宣宗之治标志着佛教恢复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
懿宗证明甚至比他父亲更热衷于作佛教的保护人。几乎从即位之日起，他为佛教滥用公帑和个人虔诚信奉就显而易见了。862年，在皇帝下令举行大规模受戒仪式，并为僧尼在宫内讲经提供新的设施之后，朝中有人提出异议，重申反对佛教的传统的理由。但是这些反对者的雄辩毫无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对长安佛教机构的庇护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来自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侣应邀到宫内讲经。871年，他参观了坐落在皇子们所居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长大——正西的安国寺，对僧人们滥施赏赐。同一年晚些时候他邀请一万名僧人到宫中举行盛大的斋筵。
懿宗的许多大臣在佞佛方面与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继续保持荣誉职务直到870年去世为止。裴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不饮酒吃肉。他写下了若干关于佛教禅宗的学术著作，因为立论精密严谨博得了许多赞赏，它们已成为佛教三藏的组成部分。对佛教的赞助不限于长安，在地方上也广泛流行。以后数十年，在禅宗的一大中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为这个时期佛教流行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印行于868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在本世纪初为斯坦因所发现。
懿宗庇护佛教的最后行动是最壮观的。早在873年，皇帝不顾大臣们的拼命反对，决定恢复尊崇佛骨的仪式，此事在819年曾受到韩愈的令人难忘的斥责，以后未再举行。873年迎佛骨仪式极其隆重，甚至超出了宪宗时举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国颁布大赦以示庆祝。京师富家竞相炫耀侈靡，朝廷中的成员全都施舍大量财物。
懿宗举行这个仪式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临近死亡而绝望所致，因为他在几个月后就身患重病，终于在873年阴历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岁的儿子李俨继承，李俨在历史上称为僖宗。
①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5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第72页。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年），第449页。
③ 关于唐代后期宦官职责的扩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长的全面评述，见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920—934页；横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侍政治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时代和文化》（东京，197O年），第417—442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 1971年）。
④ 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151—167页；《神策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第 205—2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0第8092—8093页；杜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7第3984—3985页；《新唐书》，卷166第5090—509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第7686页。
② 见前第■章。
③ 《资治通鉴》，卷263第8597页；孙光宪：《北梦琐言》（重印稗海本，台北，1965年），卷6第10页。
④ 《资治通鉴》，卷25O第8093—8094页。
① 这些分类是以孙国栋所定的集团为基础，见他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 4。1（1959年），第213—218页，和他的图表，第280页以下诸页。
② 他们是夏侯孜、蒋伸、毕諴、曹确、路岩和白敏中。
③ 他们是令狐绹、杜审权、杨收、高璩、徐商和于悰。
④ 例如萧邺、萧寘、刘瞻、刘邺和赵隐。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595页；《新唐书》，卷184第5392—5395页。
② 路岩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6—5397页。
① 韦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9第4010—4011页；《新唐书》，卷104第4009—4010页。
② 王铎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64第4282—4285页；《新唐书》，卷185第5406—5407页。
① 孙国栋：《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机构之演变》，载《中国学人》（英文），3（1971年），第5页。
① 关于宣宗恢复佛教主要事实的论述，见冉云华：《中国佛教编年史：581—906年》（桑蒂尼克坦，印度，1966年），第97—105页。关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庙，见魏应祺：《五代闽史稿之一（续）》，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湾），第70期（1929年），第3O51—3070页。
僖宗（873—888年在位）
皇帝和宦官
873年12岁的李俨继承皇位，比他父亲860年嗣位要平静得多。他是懿宗八个儿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应归功于两位资深的宦官神策军将军刘行深和韩文约。①刘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刘家的几个成员曾博得朝廷大员的尊重，所以刘对李俨的支持是有相当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阴历七月十九日即位，这是他父亲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为继承人负责军国大事的次日。懿宗的遗诏任命他的宠臣韦保衡摄政，但事实上韦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几个声名更加狼藉的宠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贬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个孩子，对宫外生活所知甚少。他爱好游戏，长于射箭、骑马和舞剑。他特别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别风行的一项运动——而自豪。他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和各种赌博，特别是掷骰子。他爱斗鸡，和自己的兄弟在斗鸡比赛中打赌。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当迟钝。
当僖宗长大之后，他对游戏和娱乐的兴趣减弱，开始坚定地过问朝廷事务。不幸的是，他看来是一个严酷而反复无常的统治者，过分关心细节，喜施严刑，甚至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评。僖宗在他统治的15年中，常常被描写成十分轻浮的人，但看来很清楚，在他将近20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统治者，虽然明显地反复无常，没有经验和缺乏足够教养。如果要对他统治时期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