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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⑩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①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②和《南台备要》，③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④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⑤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⑥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⑦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⑧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①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②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③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④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⑤傅礼初的两篇文章⑥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①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50000441＿0821＿1②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③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④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⑤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⑥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⑦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吴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①、岩村忍②、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③、周良霄④和洪金富⑤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⑥和崛江雅明⑦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⑧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⑨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⑩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①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②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③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④札奇斯钦⑤和傅海波⑥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⑦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⑧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⑨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⑩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①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②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③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④、杨树藩⑤、姚大力⑥和丁昆健。⑦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50000441＿0824＿7⑧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⑨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⑩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①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②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③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昇④、前田直典、岩村忍⑤和彭信威⑥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⑦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吴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⑧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⑨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⑩，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①、傅海波②和罗依果③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④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⑤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