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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②甚至精力充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③公元1194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①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①从受灾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市军（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几个首领领导，其中大部分为未受教育的平民，还有少数绅士。②公元22年夏，新市军转向北方，越境进入南阳。该郡南部的地方农民领袖集结了自称为平林军的一伙人马作为响应。平林军中有南阳的刘家成员刘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杀，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阳是公元6年汉皇室发动反王莽起义，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失败的那个郡。但这时情况不同了。公元22年新市军正从南面进入南阳，受到了地方平民的欢迎，而那时所向无敌的赤眉军正从东面靠近。虽然它们都没有政治纲领，甚至也不敌视传统形式的政府，却对土地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并且在挨饿。南阳绅士的情绪一定很高，也很担心；这时，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如果与地方的绅士氏族联合起来的南阳前皇室成员能把民众的动乱纳入反王莽的渠道，他们不但能救自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复已垮台的王朝。
南阳的活动分子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为刘，史籍中提起他时总称他的字——伯升。③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因此是前汉开国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后裔。刘伯升与汉皇室的关系很远，他的父亲、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个这一支无疑没有再载入皇室宗谱。他的父亲曾担任官品较低的县令。他的母亲出身于南阳的一个有地产的富族。他有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刘仲和刘秀。正是这位生于公元前5年1月13日的刘秀，注定将开创后汉王朝，虽然在最初他因长兄而默默无闻。
为了对南阳出现的同样压力作出反应，有势力的李族也计划起事。它捐弃前嫌，同意与刘伯升合作。①其他几个族也参加起义，但许多氏族则宁愿等着瞧。刘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亲的反对。
造反者于公元22年10月或11月在农村各地起事，然后迅速会师。刘伯升一定象原先计划好的那样，与新市军和平林军协商结盟，于是得到了南阳几个绅士氏族的援军。②他通过南阳向北进军，初战告捷，但随之在小长安惨败在王莽的地方军之手。刘伯升之弟刘仲战死，他还丧失了一个姐妹和几个其他近亲。原来迟疑不决而不肯行动的地方官员这时假定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就开始围捕和处决造反者的亲属。
刘伯升力挽狂澜；他亲自与此时也已进入南阳郡的长江下游部队的首领们会面，说服他们与他共举大业。这样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增加了叛乱的领导层中头目的人数，从而使力量对比不利于南阳的绅士。另外，虽然刘伯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挥权，但农民军的头目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在旧旗号下作战的团伙。刘伯升与这些经过改编和扩充的军队在公元23年1月或2月重新与王莽的军队交战，结果大获全胜，并杀死了两名指挥将领。此后不久，他又击溃了另一支敌军。南阳的大部分这时已落入刘伯升手中，于是他进而围攻南阳郡重要的郡治之地宛城。使者们纷纷向帝国其他各地出动，公开宣布应该推翻王莽，并列举他的“罪状”。
这时正是拥立一个皇帝以使叛乱合法化的大好机会，但各路领袖只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应拥立刘氏的成员来恢复汉朝。南阳绅士的明显的候选人是刘伯升。头目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登上皇位会使他们丧失势力。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对他们有利，正好他们之中就有一人。平林军中一个不重要的领袖刘玄是刘伯升的隔两房的堂兄弟，并与他一样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如果他登基，头目们能指望控制他。新市军、平林军和长江下游军队的头目们没有通知南阳绅士就集合在一起，决定宣布刘玄为皇。然后他们邀请刘伯升参加会议。不论在会上如何力争，他都没能成功。公元23年3月11日，刘玄登基。①就是这几支军队，既支持刘伯升取得胜利，又使他失去一个帝国。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因此，他在历史编纂学上遭到了与王莽同样的命运。班固试图证明更始帝为什么无资格受到天命，就把他描述成愚蠢的酒徒。虽然一些事件说明刘玄也不是一个能干的君主，但班固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
头目们一度在新政府中干得很不错，并且以2比1的优势控制着最高级的职务。对刘伯升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被授予大司徒的重要职务。但是南阳的绅士们向政治现实低了头，刘伯升发现以前的支持者逐渐背离了他。反王莽的运动在新皇帝周围巩固了起来，各路农民军的旧称号也随之消失。在新的汉军中，农民军头目和绅士们暂时并肩作战。对宛城的围攻继续进行，战事还蔓延到邻近的地区。公元23年4月或5月，一支远征军进入南阳东北的颍川郡。刘伯升唯一活着的兄弟刘秀随军前往；刘秀虽然得到了大臣一级的太常之职，仍在军中充当低级的副将。②在此期间，王莽已下令动员一支大军。在洛阳集结后，军队从北面进入颍川郡，迫使汉军退往昆阳，并进而围困此城。刘秀等人乘夜色逃走，急忙在邻县招兵。他们在7月7日返回。刘秀充当先锋攻击敌人，而在城内的汉军突围出击。在两面夹击下，王莽军队被彻底击溃。这是内战中最决定性的一战。汉军以少胜多，刘秀第一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宛城在三天前已被占领，更始帝已进了城。此后不久，刘伯升的前程就到头了。虽然在政治上已变得可有可无，但他对更始帝及其支持者依然是一个危险。一个头目和一个南阳为首的绅士选择了捏造罪名反对他的一招，于是他立刻被处死。①王莽再也没有从昆阳之败中恢复元气。全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甚至长安的高级官员阴谋反对他们的君主，其中有长期追随王莽的著名的刘歆。这个计划被发现，密谋者被处死或自杀。地方的官员开始转而为更始帝效忠。次要的叛乱在西北、四川、汉水流域下游、长江下游沿线和大平原北部爆发。②汉军这时向长安进发，王莽的最后防御设施崩溃了。京师周围几个县的大族认为可以大发劫掠财而动了心，便率领其支持者向这座快到末日的城市逼近。10月4日，这些乌合之众攻破长安东城墙的最北城门，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抵达未央宫。次日，即10月5日，城内的居民参加造反，烧毁一座边门，闯进了皇宫。战斗终日不断，火势蔓延到后宫。10月6日凌晨，筋疲力尽和神志不清的王莽被带到渐台，他的支持者们在那里负隅顽抗。他们被压倒，在傍晚被杀。王莽的首级被送到宛城。这一切都发生在汉正规军在10月9日抵达之前。不久，洛阳也被汉军占领。这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它有一个光辉响亮的名字，更始帝决定在这里建都。①公元23年岁除时更始帝已成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