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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明代，满族人从他们靠近现今朝鲜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地区的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约300英里的满洲中心地带。在16世纪，他们沿着相当于现今辽河以东的南北铁路通道一线和中国人做买卖。和中国居民的冲突变得频繁了。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实际上，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中国的地方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他们不能避开日益增长的满族人口的压力，常常在较弱的首领和较强的首领争夺权力中谋求给予前者以帮助。他们以这种方法改变力量对比，对局势保持某种控制。这样，到了17世纪第一个10年，明政府、它的军队和中国移居者都已长期参与了和满族人的各种关系。
努尔哈赤自己的亲属（他们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统似乎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成了异常情势的牺牲品，这种异常情势使他开始了作为满族人首领的生涯。1582年晚期，这个未来清王朝的创建者的父亲和祖父都在阿台的要塞内，阿台是和明将李成梁交战的一个首领，这时他们因中国军队猛攻这个要塞而遭到杀害。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李秘密联系的人。在这一事件以后，努尔哈赤去见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记载甚至说，这个未来的满族首领成了李成梁的义子。
1583年，努尔哈赤24岁，开始创建他的帝国。他后来夸耀说，开始时，他的军队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为他的先人之死报仇，他能够不受惩罚地采取行动。但是在1587年，当他开始加强他驻地的防卫时，辽阳巡抚断定努尔哈赤被纵容得过分了。他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反对这个建州首领的战争，但他后来不得不予以放弃。如同当时典型的中国政治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和辽东巡抚意见不合的下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坚决认为，应当靠引导或“抚慰”把努尔哈赤争取过来。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下级官员从北京监察官员们得到的支持比巡抚本人多。在努尔哈赤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以前摧毁他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这位满族人的领袖还是以不太好战的办法向着他的目标前进。他已经控制了黑图阿拉（后来的兴京）河以南的地区，和四个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权保持真诚的关系，与其中一个首领的女儿和另一个首领的孙女结了亲。较小的部族被劝诱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他仍在等待时机，与明帝国同样和好。结果，万历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称号和军阶。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贡使团首领的身份到了北京，后来在1597年，他再次访问了中国京城。
中国和丰臣秀吉的战争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593年他击溃了他的叶赫部的内兄弟所组织的联合进攻，扩大了他对在满洲的蒙古人的影响。他提议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明在朝鲜的远征，被婉言谢绝。尽管如此，北京朝廷还是不得不谦逊地对待他。他还从垄断与中国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参的交易中获利；这样获得的财源有利于他的扩张计划。几乎不能相信人人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的办法。1592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30000到40000骑兵，加上大约40000到50000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胜过日本人。①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1601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个300户的牛录；1615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1603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10000至50000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战役中，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30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1618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能消灭它们。这一年春季时机成熟了。5月8日满族人放出风声，第二天3000建州部族的人将到抚顺关作易货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当城镇居民和戍军的士兵涌进城门外的市场极想做买卖时，努尔哈赤发动了他的攻击，杀死一个千总，并迫使一个游击投降。辽东镇的总兵官匆促出击。满族人于是撤出抚顺，向他们自己的地区撤退；但是，他们途中又折回并包围了中国人，这次杀死了这个总兵官。
努尔哈赤仍然声称希望和平解决，这时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实际上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1619年春季讨伐。但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加这次战役。①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10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100000两银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300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1619年3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200000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一半，其中大约有83000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50000至60000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16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