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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使在回忆1918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年英国公使馆大院：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1913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力”的10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一叫‘绣绣阿妈’（sewsew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12英里的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年10月至1920年5月期间，外交使团举行了219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国公使田贝在1906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的强有力的证据。”①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1909年6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和190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1903和1904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明。”甚至1903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年7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28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使馆配备了7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年，美国设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个领事馆。1902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名见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俄国的传教士，从1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