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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席中的64席）撇在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1，第94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