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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图书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①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③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