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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城中的人更加恐慌，也为了能让粮食卖出更多的钱，投机商们在某天，派人用桐油暗中点燃了自己囤积粮食的仓库。
里面的粮食不多，但是猛烈的大火在早晨烧起来的，烧红了半边的天，闽城都知道粮食商的仓库起火了，于是更加恐慌。
在早晨点火，那也是有说道的。早晨点火，会显得火势很大，容易引起人的注意。晚上的话，火势会更大，但是可能会有人冒死进去往外背粮食，天黑也看管不过来，而且如果是半夜烧起来很多人看不到。
只是投机商们并不知道，陈健准备了很多的粮食，也早早算好了时间差在闽河上游和邻近郡县散播了闽城粮食涨价的谣言。
一方面是谣言，一方面陈健派去的人在那边大规模收购粮食，甚至把贵重的玻璃器、钢锭、碱之类的昂贵货物卸了船，存放在邻近郡县或是大河河口的码头上。
商人们很清楚，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转运粮食是赚不到什么大钱的。尤其是和玻璃之类的东西相比，如果能让商人放弃玻璃之类的生意而去转运粮食，那显然是大大的有利可图。
再者，陈健的商社已经不限于一个小小的闽郡，从玻璃钢锭水泥再到后来传播开的照相术、轧花机等，在沿海一带的大城中都算是有了大名气。这样的商社都去转运粮食了，闽城肯定是出事了，要是等到消息传来，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投机本来就有风险，陈健打了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之后是被他煽动起来的其余郡县的投机商跟在他后面十天左右，将大量的粮食运到了闽城——一旦到了闽城，就只有售卖一途，运回去更不合算。
陈健自己的资本要做的事太多，太过分散，还要预留出一些应对突发情况。所以在粮食这件事上，他只能小赚一笔，同时维持闽城的物价稳定，击垮闽城的粮食投机商这种事还是要借助其余商人的资本。
在十二月二十日，陈健已经通过粮食投机赚了一笔，本来还可以继续再赚几天，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之前以杂货铺和酱油铺之类的地方为依托的底层调查，再一次发挥了作用，而墨党对基层的控制力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当物价飞涨的时候，很多底层的人没有选择去问官员，而是去那些墨党活动的地方询问一个答案，顺便问问这些人的意见，或是去问他们借点买粮食的钱……
这是小事，但这件小事背后隐藏的是了不得的大事。
一方面，在通告全城请愿的事件已经发生之前，陈健通过底层组织，算是挨家挨户地通告，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五六天的存粮吃完之前不要去购买粮食。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出现转机的。
之前积累的信任可以支持三天，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基层信任度了。
另一方面，在二十一日全城都知道了这一次事件的起因后，陈健购买的足够全城底层五天的粮食全部入港，大量从闽城上游运来的粮食也迅速进入到闽城。
墨党中央党部动员了控制住了基本盘的码头雇工，按照之前的统计，挨家挨户地送粮食，并且保证会有源源不断地粮食运过来。
不卖，而是配给配送，正常粮价之后稳定了再给钱，并且保证十天之内粮价一定会趋于平稳。
五天的量，正好是市民阶层的存粮量，是一种心理安慰。
各个基层组织统一口径，主导舆论，声讨投机商的作为，并且将投机商泼到自己身上的污水还回去。
底层的人很明白自己应该相信谁：一边是连续涨价的投机商，一边是按照人口平价借给他们粮食的墨党成员，信与不信不是靠嘴说的。
与此同时的前两天，墨党的人联系了闽城的帮派头目，告诉了头目希望履行当初的承诺。
话没有多说，帮派头目也觉察到了问题，但他没想到会是墨党这些人做的，这才明白这些人的能量之大远飞自己能比。自己可是没能耐让闽城乱成这样。
明白了力量的差距，有些话便不可能胡说，加上之前墨党这些人也给足了他面子和里子，钱和分红干股、之前的恩情和陈健这种上层人物的宴请，都已做到。
这种情况下，流氓头目出面，在灰色地带严令十天之内严禁偷盗抢劫，而且用了那四百个银币发给了手下，一时间威望大涨。
于是，在二十四日雇工们来到闽城之前，闽城出现了极为诡异的局面。
城内看上去一片萧条，乱成一团。但是平时活动的流氓、讹诈、抢劫之类的事几乎没有发生，仿佛连那些妓女都从了良，不再不知羞耻地揽客。
城内的粮价一涨再涨，然而底层却不去买，投机商收割中层，陈健收割投机商，再把仇恨都转嫁到投机商的头上。
二十四日晚上，闽城静而不乱，附近郡县的运粮船已经有到达闽城的，粮价正急速下降；纠察队在街上维持治安，请愿的雇工安安静静地在帐篷里睡觉；城狐社鼠们收敛起来，躲着纠察队，同时又遵守着灰色地带的头目要求；请愿书上写着只要答应条件，煤两天之内运进闽城；中层痛斥投机商，却对请愿者充满同情；工商业的代表们和墨党高层会晤之后，表示愿意当调解人，支持矿工的请愿要求……
一直喜欢和稀泥的老郡守，和官员们说了一句话。
“除了收税，墨党把我们该干的都干了。”
没听懂的，觉得这话不着头脑；听懂的，长叹一声，或羞或惊。
第一百五十三章 新旧之交的官员（上）（）
一句除了税收把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不是信口胡言。
官员们愁眉苦脸，连基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
不同意请愿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答应，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才是难题。
现在城内除了物价变得奇葩之外，一切秩序还是存在的，一旦要是动手城市的秩序就会完全混乱。
如今只是这些雇工在请愿，看得出对面是刻意控制着情绪，没有将问题扩大。
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值得恐惧的，这证明对面那些人的控制力远超了这些官员们的想象。
暴民一旦有了纪律不再是暴民，那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变得可怕了。
一旦问题扩大，几十年前的一幕就在史书之中。有不满情绪的，又何止这些矿工和码头工人？那些被承包商和大商人联合压榨的家庭手工业们也同样不满，如果这种情绪被煽动起来，那就是一场武装暴乱。
看得出墨党在努力稳定着粮价，也同样一旦不稳定，同时煽动情绪，那可能就是一场烈火燎原一样的风潮——只需要把风向吹到议事会的投机商当中，那就免不得要来一场大事，舆论宣传闽城的官方已经完全沦陷。
老迈的郡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发表意见，想要征求这些官员们的意见。反正他作为郡守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顶点，对此已然是漠不关心，所谓无欲则刚，真到了无欲的境界，反而比起从前被欲望蒙蔽的时候看的更为清晰。
在侯伯国这样的敌人存在的时候，共和国必然要宣传国人身份，以此来获取兵员和战斗力。然而一旦这些东西宣扬的多了，敌人不存在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古典共和国在后期矛盾频发的时候，帝制看上去已经成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用来作为底层和古典财阀之间的缓冲，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还没走到这一步，就被逼到了手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思想极为混乱。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宣扬国人公民身份的残余还没有去掉，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自上而下都处在思想的转型期，不知所措。
好半天，商务官石鸣终于开口道：“要我说，这就是一场叛乱。那些雇工们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教唆，绝不会这样的。只要如同车轮碾死蚂蚁一样，将那些领头的人都抓获。或是判刑，或是绞死，这些人自然一哄而散。如今在城中，置国家法度于何处？”
司法官闻言皱眉道：“就算是说他们是叛乱，可问题是当年立国之时就有叛乱法，这怎么能算得上叛乱？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攻击，没有打死官员，只是请愿。”
司法官心中是十分郁闷的，这件事老郡守显然是不准备担责任了，这责任他可担不起。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闹的大了，上面会不会替他们背这个锅？还是会借他们的官身一用以平息民愤？
石鸣哼声道：“怎么能不算叛乱？他们这属于是把矿主和雇工对立起来，这就是煽动叛乱。明明都是国人，却偏偏要人为地分成两边，挑唆矛盾，这就是叛国。用此罪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司法官摇头道：“当然有问题。当年北伐统一之时，北方诸邦也有‘殉国’的。齐国人认为自己是齐国人、卫国人认为自己是卫国人，这是人为挑唆宣传的。如果齐侯逃了、卫侯降了，便不再会有人相信这种对立。可是矿工和矿主，不是你宣传他们才对立的，而是不管是否煽动都是对立的。这只是说了句实话。如果没有齐侯就没有齐侯国，反过来没有墨党，矿主和矿工照样矛盾重重。这种事骗得了自己，骗的了那些口如枪唇如箭的人？”
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墨党那群笔杆子早早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生怕自己担上叛国的罪名。司法官觉得，这群人在准备搞事之前，就已经想过后果。只是死可以，但不可能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去死，若是强用这个罪名，数十年后或者数百年后，自己就要担上骂名。
没有天堂地狱，只有汗青墨笔，司法官可不想自己背上这样一个名声。况且最该承担责任的郡守一言不发，想把问题都往下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