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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生长期让自己受这毫无宽容余地的折磨，理论上应该是欣然乐意的。因为小脚可以帮你觅得好婆家，给娘家赚到好彩礼。小脚是媒人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你母亲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要教你照样做。她教导你如何可以不阻碍血液循环，以防止坏疽生脓。教你修剪弯到脚底下的脚趾甲，以免脚部皮肤刺伤。如何天天拆开再缠以保持压力连贯，如何洗脚以除臭味，如何按摩腿部以减轻酸疼，如何穿可爱的小鞋来炫耀你的辛苦成果并吸引男性注意。你嫁人以后，但求生个儿子，整个生活都限制在家务事中。如果你不巧是个侍立在缠了脚的女主人身旁的丫环，她也许会准你倚着墙壁站，以减轻久站的不适。你是的的确确不能跑掉的。此外，你的腿部肌肉长久不用，使你的两腿萎缩成难看的纺锤状。
一八八〇年代的传教士依据耳闻的情事估计，约有百分之十的女孩子被缠足后未能保住性命。当然，中国儿童的夭折比率本来就很高。我们没办法将这个无从计量的问题量化，但是有证据指出，小女孩在缠足的头一 、两年都睡不好，当然更不用提行动了。有些小女孩会把脚压在母亲的身体下面，或是把脚搭在床板上，这两种做法都可使脚部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麻木，也就不会痛了。
缠足风俗背后还隐藏着男性的恋物狂（fetish），这一点常有人提及，但罕有真正的深入研究。缠足之风始于第十世纪的宫廷里。霍华·莱维（Howard Levy，1966）曾重写北宋诗人兼政治家苏轼（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的一首诗如下：
沐了芳香，她挪动莲花步；
虽然常是悲戚的，她却走得轻巧。
她似风般地舞，不留下任何形迹。
别人偷偷地而愉快地装出宫廷模样，
但是想要走的时候却如此苦恼！
把它们放在你掌中瞧，没有文字能描画它们的绝妙娇小。
缠足风俗最残忍的一面是，农民大众也模仿上层社会阶级的人这么做。蒙古人、满人，以及大多数的其它少数民族都没有缠足之风。清朝皇帝激烈反对缠足，主张打破传统的读书人也反对。但是，在必须过辛劳生活的农村妇女间，缠足却普遍盛行。我们欠缺有关其存在时间与普遍程度的研究资料，但显然有些地区盛行，有些地区则否。无论如何，缠足在十九世纪仍旧普遍存在，其后果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还看得见。
为缠足风气付出的精神的社会代价有多大？——姑不论其经济代价了。乡村妇女把它看作和分娩之痛一样当然的事，反而讥笑有着一双正常大脚的女子。她们会相信男人们说的——缠足可以让脚长出能增加丈夫交媾快感的肌肉来——吗？她们残害自己的肢体时，有没有觉得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伤了？孔子教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对妇女也适用吗？理学大家朱熹是否赞成缠足，仍是争论的话题，不过他并未主张妇女自由。缠了足的女子可能不自觉卑下吗？她不是一个深恐违背传统而受无情命运摆弄的牺牲者吗？这种创伤，无论是意识到的或无意识的，必定已成为中国妇女人格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缠足不是可以作比较研究的一种社会习俗。维多利亚时代西方妇女为了勒出蜂腰而罹患郁气症，非洲妇女在颈部加套一层层项圈以拉长脖子，都不足以伦比。非洲某些地区有切除女子阴蒂的习俗——由妇女替女孩子切除，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缠足相提并论。但是，以一个施加于上亿妇女的社会恶行而言，缠足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个特色。因此它不是列入一般社会学研究中的题目。奇怪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论男女，迄今几乎都不曾承认此事的存在。它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婚姻安排之复杂繁琐以及妇女一般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都有人作过精辟的探讨，但没人提到缠足。这样的避而不谈，也许反映出汉学者的职业性怪癖，是一种对第二祖国的爱国心，或是爱中国癖（Sinophilia）所致，使头脑清楚的学者不愿说自己所研究题目的坏话。然而，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弊病，即便提起来会令人感到丢脸，仍旧必须面对。非洲人在美国之受奴役，历史学者多曾以健康的态度作各层面的探讨。中国的缠足风俗不能只把它掩盖起来就算了事。这件有起因有深远影响的事实，仍有待吾人去理解。
国内贸易与商业组织
伴随人口成长而来的国内贸易扩张，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人种植作物、饲养禽畜、制作手工艺品送出去卖，渐渐使大区域内的贸易孔道涨满，继而涌向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孔道。因此，华北的原棉可以顺大运河南下运抵长江下游的纺织生产重镇，上海地区曾有一段时期是棉纱输往广东的主要出口地。特殊产品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之类，当然会向四面八方卖到区域边界之外。至于华中出产的茶砖，可以溯汉江而上，到内亚细亚边境的茶马市场上换别的东西回来。
威廉·罗（William T．Rowe，1984，1989）就汉口（一七六〇——一八九〇）所作的精湛研究，提供了此种商业化形态的重要范例。汉口除了连接长江上下行的水上运输之外，也是从西北来的汉江水上商业与南边襄水经湘南至达广州的商贸的汇集地。这个渠道可以运稻米换取东南亚来的香料。木材、稻米，以及后来的鸦片，从四川顺长江而下，上海以北海岸盐滩出产的盐则是从下游往上游运。福建省山坡上出产的上品茶也可由此往北方运。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境内已有相当大量的区域间的贸易，从广州——以及后来的上海与福州——出口至外国的丝绸与茶数量也更大了。
国内贸易的成长当然会带来市场系统的成长。乡村居民会进出自己一般性的市场，这些市场都附属于更大规模的中心市场。巡回的商人在同一区域内的一般市场间走动，可以选购农民送来的生丝和手织布等手工制品，以及供食用的产品。
商业活动增加也导致市集镇的成长，这些本来不是行政中心的地方都是为了服务商贸和工业而兴起的。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这种新兴集镇，是最早看见手工艺作坊按资本主义方式利用劳工的。镇上的掌权阶级是商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开始以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身分出现，通常都组合成一伙由包工头管理的劳工群。愈来愈多的农人把劳动力从农耕转移到手工艺上，也有不少人投入了逐渐成长的运输业。
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应付贸易成长的广阔水上运输网。贸易成长的指数之一，是长江与其支流以及沿岸的各式中国帆船运输大增。这些船只从汕头、厦门等港口出发，带着华南出产的糖到满洲南端，再带着东北的豆饼回南方来供肥料用。
另一个表现成长的指数是，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的贸商行会的激增，其中又以设在各省首府的接待行商的同乡会增加最快。威廉·罗研究过经营茶或纺织品等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以及宁波商人在汉口的同乡会等。这种行会、同乡会专门服务从事跨区域贸易的远地商人，不但有厅堂供商人们晤谈，还提供储货的仓房、住宿、本行的祖师爷或守护神的神龛、戏台、应考举子的学舍，这儿也是结识各类人的地方。
行会的资金来自入会费，有的会所还有房地产，能有大笔租金收入。甚而有行会可以藉发行债券融资。各行公会公布并执行有关的行规；行会可以发起抵制行动，也会调停争端。主要商品的买卖业基础稳固以后，其同业行会的功能与影响力也渐渐增大。基于热心公益与照顾自家利益的动机，行会在容易发生火灾的城镇里设有防火的瞭望塔和消防队。在当地港口则设置救生船。行会通常都会捐善款、在饥荒时施粥、出钱雇巡夜打更的人。此外，也会修桥补路，改善供水设施，处处表现儒家“推己及人”的精神。总之，这种行会成为地方性的机构，有能力组织乡勇民兵、发动抵制、调解纷争，却不受地方官吏的直接管辖。
当然，贸易成长也带动了财务技术的改进。自十八世纪末叶就开始主导上海银行业的宁波商人，发展成功一种叫作“转两”的办法，以便结算每天的帐目。山西的汇划钱庄是汾河沿岸（隋唐两朝的核心所在）各市镇的家族合股事业，这种钱庄于十九世纪间开始利用通行于各地支行的庄票和信用状来调运资金，免去了押运大量银两还要提防盗匪的麻烦。威廉·罗列举的财务金融革新还有“汇票、存款、存户间的转帐、透支信用……可转让信用等。”
不幸得很，帝制晚期中国如此了得的商业成长发生的背景，却是长久陷农人商人于固定地位而不得轻易转变的社会。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化，并不像西方模式那样有工业化接踵而来。但是，有许多证据显示，欧洲工业化发生之前的那种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也曾存在于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类如商镇的兴起、商人经营家庭手工制品营销网而成大企业、都市资薪劳工或无产阶级的出现，都可以找到文字数据佐证。但是，这些欧洲式的现象，若与中国某些经久不变的乡村事实相比，却只具表面意义了。一户农家拥有的土地非常小，因此，副业和手工艺品——尤其是养蚕和纺棉——都成为维生所不可少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