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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约六万名人力车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动中攻击电车，把电车公司的九十辆车打坏了六十辆。
总之，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目睹各种民间团体激增，鼓吹自治、节育等主张，面对军阀互斗的战乱与乡间受的蹂躏，士绅们成立了维护和平的社团，输入食品、开每天赈济八万人的粥场、出资遣散战败的兵卒。这种行动在北京必有先例可循，譬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又被清军逐出的期间，应发生过同样情形。一九二〇年代的一些新旧混合的行为已经有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但是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由此滋生。武力必须从外面进来，即是一九二八年北伐的革命军。
有关汉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时受道德共识推动的自觉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团体或机构中，市民之间关注公理与民生的共识。当然，这种道德上的一致，继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难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人理解。因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当感以及对于“军事”权威的持续顺从。中国式文明社会的半自主性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似乎也有儒家书生臣子面对皇帝时的那种脆弱。他们尽管理直却不能气壮。
中国共产党之起源
中国的企业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决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却有心寻求新的政治力量。这些人虽然是刚萌牙的中国文明社会里的学界滋养生长的，却投身于由来已久的事业——要创造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社会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是胡适、傅斯年等学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另一派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等政治激进派，合力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运动。
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已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把列宁主义带到中国以前，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爱读普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论，及其主张的
谴责政府、国家、军国主义、家庭等一切权威。无政府主义作家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经变成当代的上帝。他们以雄辩之才阐述平等主义的观念，尤其高呼将妇女自家庭束缚中解放，将农民自剥削中解放。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的革命词汇。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依赖政府，而是要每一个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创远古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彼得·扎罗（Peter Zarrow，1990）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太沉缅于乌托邦式的希望，以为只要一步就可以从儒家观念的紧身衣进入全然的自由境界。这种想法荒唐得可怜。结果除了暗杀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实际上该怎么办呢？
新文化运动虽然吸引了读书人，却不足以使青年们藉创造新社会秩序而获得中国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励的学生讨论会成为榜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大中学生都相继效法，上海的学生尤其积极。大多数团体都办有期刊。这些行动主义的学生们给了自己新任务，不再求为国效劳，而是要为社会效劳。最近才意识到都市劳动阶级存在的学生们，现在又想打动一般民众了。社会主义似乎大有可为，有些人认为它终将使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因而防止阶级之战。亚里夫·狄尔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时期的某些国民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把拥有地产——而非资本主义——当作抨击目标。
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个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进的研究会成立，其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各自主动加入相互激励。北大教授李大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组织的研究社，树立了此类社团的风格。狄尔里克认为，一般史学者虽然公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党人之一，其实李并未一心以建党为念。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十分热烈，但实际行动方面却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团结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似乎主要归功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intern）。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个月监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实际组成，主要是靠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接替维氏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以后，中共的建党大会才于七月在上海召开。经由办期刊、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工会等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行动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恃色。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分裂以后，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首要宗旨，从此成为一个谋求权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权中央的布尔什维克（即列宁主义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建党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创党人”都未出席。过了一年时间，才通过了党的规章原则。这时候，最初的十二位建党代表之中有将近半敷已经离开了。
早期中共党员究竟是否确实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再推敲的问题。建党党员之一的毛泽东，一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信徒，是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显受挫以后，他才认定激烈革命行动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线。
毛泽东曾经赞成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与合作之说。一九一四年他十八岁时，读了蔡元培译的德国哲学家鲍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ethik），还作了批注。能将哲学大众化的鲍森主张，“意志对智能而言是首要的”，伦理含于自然
之中。宇宙的行为有伦理性，个人的行为亦然。因此，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并不相冲突。这种伦理色彩对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有用，可以帮他们使历史与价值观调和一致，使中国的伦理教条遗产与近代科学知识调和一致。
五四运动将爆发之前，毛泽东从北大回到湖南，办了一分讨论刊物，提出其辩证看法，指人民受压迫的阶段之后将是人民转变的阶段，中国经过羞辱衰弱的时期之后，将以强势大国的姿态抬头。这种看法表达的使相对者统一的主题，可以远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其道理是，社会中的团结集团长久以来全凭联合一气而占得优势，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同样方式来占上风了。
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措辞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不过他最初的实际行动之一是参与湖南省的自治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成立湖南省的宪法，以反应当时流行的各省独立组成联邦以促成中国政府现代化的主张。自治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
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
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孙中山与联合阵线
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