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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倒闭事件。共产国际一再试图组织工会为都市无产阶级，利用暴动占领城市，却屡试屡败。从中脱颖而出的行动组织者，是晓得如何运用可行手段的刘少奇。刘是华北地区各城市的共党运动指导人，积极鼓励左翼文学运动、利用艺术宣传、吸收学生。他把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教条搁在一边，以中国共产党这套方法的本土化，达成了相去不远的目标。
刘少奇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与毛泽东会合的时候，国共的第二次联合已经展开了。全体中国人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自从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线，目的是要对付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宣布赞成中国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但拒绝和蒋介石合作。这时候，抗日救国已经重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但是毛泽东不会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弃了后者，所以就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发展苏维埃基地抗蒋。为了表示诚意，延安的共军向东开拔到山西，以准备再往东进攻击日军。然而，共产国际却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了指示，命令毛泽东与蒋介石合组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前往上海谈判合作条件。
国共两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议定以统一战线抗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气势也于此时渐渐完全压倒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残余。毛非但不和国民党联合，反而计划在做为抗日基地的“苏区”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策略运用成功的话，自成一系的共军可以在跟着全国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之时，暗中扩大基地，争取人民支持。毛泽东要建立的全国性共产党基地，转眼即可成真。
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国顾问来辅佐国共两党的专政之时，曾经动员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两党之中年资较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开明的都市专业人士心目中求进步的希望所系。这些支持者多为西方留学归国者，或有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面对两种作风，一个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个是农业区的保守主义。有时候，同一个家庭里就可能并存着这两种作风。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
第十六章
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国府的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的企图，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之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已是充分准备好的全面入侵行动（见地图23）。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
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
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
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
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
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
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
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
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
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
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
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之中国化
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