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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核子弹，不想建设苏联路线的专业化军队。
外面的人不会知道这次灾难有多严重，因为城市居民仍照样领取从乡间征来的配粮，工业建设也持续扩大。但是铁的事实终就隐瞒不了。农民队伍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向目标进攻，加上生产单位公共食堂的乌托邦式理想、妇女投入自家田地以外的劳动行列，都在带领中国人往悬崖下面跳。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必须用六〇年代初几年时间的理智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权力下放是大跃进的诸多令人费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来就不耐烦听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受中央干预而自作指挥群众的主张。大跃进大大提高党在社会领导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让意识型态狂热分子得到施展机会，这些煽起群众热情的人都是复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大跃进的动员群众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进分子，不能回到经济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导计划实施上。
大跃进的许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个性与自我笼罩着。自二〇年代起，他这一生都在以言语行动反抗当权阶级。一九四九年当政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有稳固地位的团体为攻击目标。后来，他还会和苏联这个走错路的权力结构决裂。毛泽东式造反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动员群众以及打压以前帮着当权者统治群众的知识分子。就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运动曾经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恢复计划：控制工人
大跃进过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取得了有关公社、工业、科学、手工艺、金融、商业、文学、艺术的确实报告，以备整顿复兴计划之需。尤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工业经济。大跃进期间，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厂房建筑与原料需求都成长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费削减关掉大量厂房，使就业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业的应对之策是，有系统地把数百万都市人口运往乡下，结果使都市人口净减了一千四百万。都市居民全部要报登户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户口发配给票，并且定期查户口，将都市人口严格控制住。非法迁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乡下插户。
在这种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大宗产自大型的资本密集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便是有技术又有特权的工人们所属的“单位”。到八〇年代，国营工业的固定员工总数为二千七百万。这些人，按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说，是唯一“完全成为福利国家一分子的劳动力”。他们享有食宿、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终身年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党的整风与教育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共党大员不乐意配合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整风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党以外的地方去找进行党内整风的工具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另一个心愿也受挫了。这个心愿是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
现在回顾六〇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从太平洋彼岸与中共进行的接触，比苏联越过西伯利亚和蒙古而来的影响力，既广泛又持久得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在中国办大学来教育中国青年，上层阶级中国人的第一外国语是英语，不是俄语。相对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源于共党革命运动与几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这种关系迟至二〇年代才开始，而中俄共产党人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以后，双方的情谊倒不见得更融洽。共党领导人不会忘记，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张遇错误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为了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与国府签和约。总之，中苏间的连系很稀薄，一旦中共开始发展其本国式共产主义，这关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剂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认需要外援来发展经济以后，美国及其盟邦能供给的也比苏联多得多。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